波士顿情书

来波士顿接近是一个至今依然觉得意外的决定。《波士顿情书》主要是我在波士顿生活期间所写的一些文章随笔。“出发吧，情书们”一辑可以说是写给自己的，也可以说是写给任何一位喜欢的朋友的，或是任何一位陌生人。其他两辑文章拉拉杂杂，间杂几篇读书期间的文章，还希望拿到这本书的读者奠怪。
波士顿，这个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的城市，有何秘密呢？罗四？所著的《波士顿情书》主要为作者在波士顿生活期间所写的文化生活随笔，以及部分其他文章。从独特的个人生活视角出发，笔者对波士顿的文化和生活进行了生动而细致的描述。其中第一部分以独特的情书的形式，描写了其在波士顿的所见所闻，如哈佛校园的“午夜尖叫”传统、波士顿最古老的二手书书店、美国的“毒奶粉”以及波士顿唐人街等；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则分别围绕着一些人或是一些事进行讲述，如罗斯福总统为何成为素食主义者、寻找哈佛教授孔飞力、哈佛图书馆的改革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挖掘波士顿这座被称为美国“雅典”的城市的秘密，而始终关照当下中国现实。当然，最终它们只是一些个人叙述。

出发吧，情书们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没有城管，但有牧师
忘了它吧，这是唐人街
与美国“毒奶粉”的一次遭遇战
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走，到西街去
今夜有雨．一起裸奔

看呀，一些事

谁敢拿走我的枪
罗斯福总统是怎么变成素食者的
哈佛图书馆员“大屠杀”的悲与喜
来自叙利亚的歌
最早的“微博”和怀特的预言
服从的犯罪
薄暮中的格萨尔王
一点常识

瞧呀，一些人

罗塞特：美国自由出版的“守望者”
帕斯提奥的双重魔咒
寻找孔飞力
一位美国外交官眼中的蒋介石
玛丽？科尔文：对权力说出真相
迪克？克拉克：“最老的少年”
“格调”之外的保罗？福塞尔
戈尔？维达尔：最后一位“奥古斯都”
希尔顿？克雷默：信念的捍卫者
大丈夫、小偷与间谍
――1906一1908年在中国西部的外国探险家
抛开塞林格，洗钵盂去
――从西方早期禅读塞林格的中短篇小说
后记谁能告诉他们有那么一片自由与幸福

    在这篇演讲中，斯诺用了很长的篇幅讲了一个“告诫故事”：两位科学家的两次冲突。故事主人公是英国科学家蒂泽德和林德曼，两人性格几乎接近相反，但似乎有一点相同：他们自尊心都非常强，都要让自己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做得很好。尽管两人都非常优秀，“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已成为皇家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知道，他们绝不可能在纯科学上取得高水平的成功”，“这就决定了一切”。
     战争爆发后．两人都从纯科学领域中溜出来，蒂泽德成为政府聘用的优选别的科学顾问，林德曼却成为丘吉尔的私人顾问，两人之间多年的友谊逐渐消失殆尽，“一定存在着一种我们现在再也不可能弄清楚的、早就潜伏下来的深仇和怨恨”。这也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两次冲突，在有关雷达抉择和空中轰炸问题上相互对峙和攻讦，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留下一个“如此明显又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教训”是，“封闭的政治的结果可能和公开的政治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这种在封闭的政治中所采用的方式所具有的一种特色，也是作出秘密抉择的方式的一种特色。大概对蒂泽德最初作出的关于雷达的抉择有所了解的人不会超过一百人，对此起了实质性作用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人．而最后作出抉择的人不过五六人”。
     对于这两位科学顾问蒂泽德和林德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的高层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各自为争取政府首脑人物的支持而互相攻讦的事例，斯诺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评价．以此说明了封闭政治的决策过程、机制和特征，并将其概括为三种形式：委员会政治、等级政治和宫廷政治。斯诺认为，在封闭政治中，这三种形式常常相互交织和作用，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必定会采取三种形式中的一种。
     据此，斯诺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最为合J理的决策方式?怎样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难以挽回的危险呢?然而，答案却是否定的。尽管，斯诺也提出了一些尽量避免危险的措施，如为防止决策权的高度集中，斯诺主张让科学家活跃于政府的所有层面，以增加有秘密决策权的人数和“预见能力”；建立一个目际清楚、“拥有行动权力”的委员会，“至少，它需要有视察和追询的阻力”。否则它将有名无实。但这些，不过是一些改变决策层形象的表面措施，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不合理决策形式的弊病。
     斯诺的这篇演讲在当年曾经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促使人们对一度鲜为人知的政府决策过程进行思索，更被誉为科学社会学中最有价恒的思想之一。如果说，斯诺的巨大声誉是由里德演讲带来的，那么，他的思想价值更多地则体现在哈佛的演讲上。而实际上，说到底，“斯诺的公开宣言和小说作品都表明，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公众辨认，而是房门里面的事：他一直在设想‘两种文化’的命题怎样去影响一小撮政治家及其顾问们的决策”，全面实现工业化，以缩小贫富差距而实现世界大同。
     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在谈起、纪念斯诺时，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他在剑桥发出的声音，而忘记，至少是忽略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我们总是一遍一遍地，乃至有些习惯性地描述着“两种文化”在抖学界、文学界、教育界等方面引起轩然大波．而忽略了这个命题中断诺更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科学在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对决策的影响，这才是“斯诺命题”中最核心、最紧要、更具有全球性的问题．电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1968年，斯诺在距离温斯顿？丘吉尔发表其有名的“铁幕”演说的地点极近的一个地方，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公众演讲。他说：“人们听到年轻人在问：走向何方?”斯诺如是说，他想用最简单的词语给出答案，这就是“和平，富足，地球上没有过剩的人口。这就是方向”。而斯诺指望，他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能对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