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路上找回人民

刘洪波所著的《在公路上找回人民》收录了刘洪波近年的主要思想文化评论文章，力求反映当代最突出的社会热点。涉及食品安全、仇官问题、和服事件、安乐死、暴力慈善、地域摩擦、“校董女神”等等。作为当代有名杂文家，《在公路上找回人民》中作者对社会新事物、新问题、新现象保持着高度敏锐，并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深入浅出地探讨社会重大命题。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独立思考、勇于担当的情怀。

被隐蔽的强制阅读
信息攻防与图像政治
房子的新故事
与生育相关的抗辩
一个官员的冤抑与幸运
在公路上找回人民
回到故乡和母亲身边
公职人员的福利共和
是负责于规定还是负责于人民？
城市内部的关卡
作为“逸民”的母亲
荒谬的论文生产
国土内的难民
这是怎样的粮食？
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
“没有发现问题”
是公共服务领域还是消费领域？
国家理念与人类价值
社保费率降得了吗？
查办者与正确同在
社会治理岂能迷信刑罚
仇官问题的乡愿见解
官本位是否也赖生产力不发达？
在灾难中思考人的方向
人道先于诚信
秩序是怎样构造的
草案就是“临时工”
“和服事件”的吊诡版本
从百度文库看社会信息环境
视死者为麻烦的时代
公车私用的境遇
用现代框架看独特
市场需要道德和信用在场
社会不是大鱼缸
“爱狗主义”的观念线索
民众对法律正义有评价权
看紧钱袋靠的是“阳光”而非绩效数据
安乐死是一个奢侈议题
所谓“暴力慈善”
公民文化权利重于专业氛围
“抓比不抓好”罢了
官味言行应属儿童不宜
精神病诊治首先要回归医学轨道
生命处境的残酷寓言
管官最严莫如皇帝
消失的青年
峨冠博带的滑稽班头
张牙舞爪的发展
“电利”就是水利？
权力美学的视觉秩序
谁更容易被慎之又慎地处死？
是爱听真话还是叶公好龙？
底层的生活现实与心理现实
是否要装1亿人？
全员打工化社会
诗歌市场化终于实现
“媒体联合国”概念
一个干旱消费者的零思
高考作文在倒退
两考作文在倒退
程序正义并非目的
无损败家法
记者有毒，添加剂无害
是地域摩擦还是阶层摩擦？
高尔夫应当成为权贵符号吗？
是出走还是逃离、驱逐？
人民必须不怕麻烦
治理“神人”仍需谨遵法治
不稳定因素谁制造？
何不揽镜自照？
特殊的事件描述学
公众狂欢关法官何事？
救命伦理与不救的经济学
毒蝎子也在“做蛋糕”
禁不住的《盲井》
水浒反腐十八招
正当的目的也不要利用孩子
GDP质量排序再证地区发展差距必须缩小
“皇军”、“八路”、“花姑娘"
假如科学真能算命
情绪稳定的“良民"
美债的施受游戏
污染“漂绿”行为
墓地为家
童装为什么有毒
射杀动物的娱乐
寒门难出贵子
康菲玩残海洋局
智障人士的三种特色用途
老年人形象负面化之忧
强拆可以有，跳楼可不行
单位是个皮条客
被志愿者
游官驿站
勇猛的问题
政府不花钱
自治校园无须忧心安全套
历史讲述的模式转换
好社会不需要全员励志
普通杀人狂
“民工变质论”与刻板印象
无论早晚，正义必须到来
袖笼子里的和谐
抽烟的贫困生不获资助接近正当
道德生活面临双重伤害
教育岂能制造歧视
中县样本不特殊
“三代无大学生”
移民为何而移
制度化的歧视是罪恶
给怎样的信息大家看
优待形式的歧视
知识分利渠道
媒体不应被权力的江湖气打动
理曲气壮的特色逻辑
需要有国家广告吗？
为什么会有大气良好的灰霾？
“天堂”很近
留守是一种发展成本
健康绑票者
你为什么要敲邻居的门？
公务建筑的威风
真的大难临头了吗？
公考健康特异症
声名狼藉的官员为何复出
外交家的道理
“校董女神”的造像手法
补台专家的解释
年度汉字――翻
控的必要与失控的可能
油头粉面的垃圾数据
哪个国家培养了世界公民？
跋杂文家的时评
后记写作是有限的

    被隐蔽的强制阅读
     山东省教育厅禁止全文推荐《三字经》、《弟子规》、《神童诗》等传统读物，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
     质疑者的文化立场并不相同，有对传统蒙学读物在今日之中小学推广持反对意见者，也有对此乐观其成者。但无论如何，反对禁止令的声音是压倒性的。
     不赞同在中小学推广传统蒙学读物者，更加反对行政权力以为掌握了是非标准的自以为是；赞同传统蒙学读物进课堂者，反对的是禁令使蒙学读物不能全面地被学习。两者看似相当，但主旨并不相同。前者是对权力的警惕，后者是对传统的维护。
     现代国民教育，概言之要“成人”。但何为成人，何为不成人，成为怎样的人，操持者是国家，而决定者在民众t。教育的成人目标，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所设定的公民标准。但国家设定的公民标准，是由国家或具体来说由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制定，还是由民众对国家的定义和对人的发展的认识而定，可能形成很大的区别。
     近些年来，教育问题一直纠结，根本在此。
     谈论教育的人们，既愤怒于收费之重，也无奈于课业之重，还反感于教育内容的虚伪空洞或价值颠倒。这三种困境，不能说接近没有关联，但仍属不同问题。收费重，是国民支付的教育成本问题；课业重，是教育实施的方法问题；而教育内容的虚假空洞或价值颠倒，涉及的才是国家应当通过教育使学生成长为怎样的人的问题。
     论收费，中国有过教育收费低廉的时代，使国民识字率大大提高，今日世界，发达如欧美，不发达如朝鲜古巴，义务教育都是由国家来承担的，民众负担的成本很低微。论课业，中国大陆学生的负担重，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地的学生负担也不可谓不重。但讲教育之不同，优选不同在于教育所内含的精神价值的不同，教育所说的“成人”中那个被塑造的符合社会标准的人的含义不同。
     《三字经》之类，既被列入中小学推荐读物，表明在教育主管部门，也就是国家教育权力的实施者看来，强制性阅读此类读物是必要的。同时，禁止全文推荐，又表明教育权力的实施者看来，强制性地进行部分阅读是必要的。一个禁令，引出的是两个强制性，一个强制是阅读的强制，另一个强制是不得全面阅读的强制。两个强制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权力的全部，分辨两个强制才能更加明确地看到权力的强力介入。
     强制不得全面阅读，正在受到各种文化立场的人的共同抨击。而强制阅读的问题，则悄然被放过了。显然，在强制阅读这个问题上，不同文化立场的人会产生分歧，形成赞成强制阅读与反对强制阅读两种态度。在反对强制不许全面阅读的共同声音之下，那个带有分歧的部分被隐蔽起来，未得讨论。
     其实，中小学生是否要强制阅读《三字经》之类读物，是更为根本的问题，然后才是阅读是否应该全面。当所有人都去反对禁止全面阅读的命令时，放过是否应当强制阅读，实际上就做了一个“是该全面读还是部分读”的选择题，而先在地选择“强制读”则暗度陈仓地成了默认状态。
     我并不认为《三字经》之类读物就一定不可以被设定为课堂内容而被强制阅读，但认为这应当是一个交予公众讨论的问题。教育主管机关固然有权设定课堂内容，但国家的教育方向、“成人”标准，根本上应当在民众手中，而不是权力机关自便决定。读经、不读经，读《三字经》、不读《三字经》，经过公众讨论并决定，都不是问题，不经讨论而悄然强制于课堂，则是问题。自便下令禁止全面阅读的强制令，固然要反对；但尤其要反对的是悄无声息地强制阅读。
     传统文化纳入课堂，大概很少有人反对。然而，传统文化以何种方式进人课堂、教育对“成人”有何总体设定、现代公民养成训练是否受到重视、《三字经》之类在教育中置于何种地位等一系列问题，都应得到讨论。传统蒙学读物的强制推荐，意在使学生扩大视野、了解传统，还是建立基本价值、形成认知“根器”？
     传统当然有其价值。但中国传统或多或少缺乏公益的价值、责任的价值、同情的价值、群体的价值，同时也多少缺乏自由的价值、权利的价值、理性的价值、个体的价值。不能说中国传统没有发育出科学和民主就一无是处。在科学精神与社会民主之外，还有人生的开展问题，还有文化和心理上安身的问题，还有个人精神空间选择的问题，还有观察世界的多种可能性是否存在的问题……多样性、丰富性总是有价值的，根系多元总是好的，单一总是有缺憾的。然而，另一个问题是，选择总是比强制好，未经公众讨论的强制则更是权力的蛮横。权力的正误表上，无论写着什么字样，最深处的源头必是迫使人们顺遂其意志。
     信息攻防与图像政治
     四川西充警察执法时殴打拍照教师。内蒙古鄂尔多斯在建赛马场垮塌，央广记者实地采访被城管和警察扣留两个多小时。
     这样的事情，似乎是时有发生的。网上搜索，可以发现很多“拍照被打”的新闻，其中的事件，是几年前湖北天门城管将一名用手机拍录执法的人打死。记者采访遭到扣留、阻挠的事，也不时而有。
     这只是“信息攻防”在一个方面的表现而已。市民拍照，或者记者采访，只是获取信息，殴打、扣留或阻挠，是对信息获取行为的阻止。
     市民拍照是直接拍摄公开场所的画面。执法行为是公开行为，施行于公开场所。拍摄公共主体、权力机关的活动，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却时常遭到执法者的制止和侵扰。
     普通人采集信息会被殴打，记者采集信息也会被扣留，这是执法者在非法执法上给予的“同等待遇”；记者被殴打的情况少于普通人，算是一点区别对待。显然，权力者认为，不由自己处置的信息，就是一种潜在的或者现实的危险品，殴打、扣留等人身处置，或者现场删除照片、没收记录工具等行为处置，就是将危险去除。
     这个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有无所不在的信息工具，也有无所不在的信息行为。殴打、扣留之所以发生，在于信息采集行为被权力者当场发现了，而且这些采集行为，大多是因为具有形成直接证据的能力。你眼睛看到了，心里记下了，文字写下了，这都无所谓，但拍照、录音、录像等，就要阻止。
     这涉及的是“图像政治”。图像具有力量，包括感染力、表达力、证据力等。这个社会在生产太多的图像，其中多数图像在权力者手中。城市里、大道上，到处装设有监控系统，记录之信息非海量不可以形容。掌握图像也很受重视，出警佩带录音录像设备、审讯进行全程录像等措施，早有报道。人们还发现，在一些事件中，图像会“合乎官意”地消失。拘留场所有人吊死，说是视频有死角，所以没拍到；公路上有人死在车轮下，说是视频设备正在调试，没有记录。
     但现在，信息工具很容易获得，普通人也能够随时记录图像了。这就使“图像政治”的天平发生了一点朝向公众的倾斜。无数的记录工具掌握在普通人手中，这是对权力垄断图像的一种颠覆，于是形成了“图像拉锯”的一个新战场。图像的自由与图像的控制，信息的采集与信息的消灭，在信息时代变得尖锐，殴打、扣留等非法行为变得多了起来。
     信息采集的，只是一个环节。信息时代，有广泛的发布渠道和传播渠道。于是信息攻防在发布渠道便有多种办法，包括被动性的通过特征词表进行的禁止、弥补性的删除，以及主动性的“五毛党”和“水军”活动。在传播渠道，有网络通道的、http404、“网页不存在”等方法，更加严厉的办法，则是诽谤治帖、“跨省追捕”等。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