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霞一抹乘云去

本书主要内容为名家散文，周国平、余秋雨、陈建功等知名作家散文。

怀念振铎
怀念师友
怀念孙犁先生
摇曳秋风遗念长
——记我的父亲孙犁
忆丁玲
挖煤·小高·胡宅
我的父亲陈荒煤
红霞一抹乘云去
门孔
百年明镜季羡林
世纪老人的十个瞬间
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能不忆金镜
伤逝
——怀念巴金老人
……

    怀念振铎
    巴金
    1958年振铎在苏联遇难，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早，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会台上，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我们不便大声讲话，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我也没有多问。
    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知道．他*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不为自己，我认识他以前，读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为人。他星一样闪烁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机窗外大朵大朵的自云飘过，不过三个月的时间，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棉花”中再见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我心里一惊，伸出手去，什么也没有。真的告别了！
    进了城见到曹禺，他刚说出“振铎”二字声音就变了。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在阴暗的屋子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小声哭泣的郑大嫂，我的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来，我拉着曹禺的手要奔往“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约我在那里相见。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我发现平日讲惯了的豪言壮语全是空话。
    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听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连曹禺也没有来。我**寂寞。永别了，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
    40年过去了。
    40年中，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社匆匆写成的，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以后有机会重读，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多读几遍，忽然感到内疚，好像侮辱了朋友。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他从不为自己。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为了“抢救”宝贵的图书，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险。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谢。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
    振铎是因公逝世的。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本来要批判他，文章已经印好，又给抽掉了。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
    1958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建。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他是那么兴奋。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多么光辉的未来。仿佛有一股热，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以后我每次上北京开会，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我**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走出来迎接我。“又来了。”我伸出手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切梦都消失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
    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书上有他的签名。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他说得对，振铎给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文学旬刊》时，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都给发表了。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样，我忽然写不下去，也就搁下笔了。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后一年(1922―1923)，深夜伏案写诗，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声呻吟。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并不听我指挥，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纸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发作了。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孤吟》发表过。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舍住下来补习功课，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哪里想得到“小诗”，也不用说文学作品，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晒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起初我有些偏执，就文论稿，常常固执己见，他比我宽松，厚道，喜欢帮助年轻人，我很少见他动怒，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今天还为那几篇文章感到遗憾。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不久《史学季刊》停刊号在上海印刷，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杂志印出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但他并不做声，好像不曾读过。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接近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我只讲了一些空话。他从未提及它们，他也不曾批评我。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过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时我们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记得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四
    不仅是了解他，我更了解我自己。也可以说我开始了解自己。
    我常常回想过去，我觉得我了解别人还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他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做的，我是怎样做的，是真是假，一眼看明。
    我渐渐注意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变，我看一个作家更重视他的人品，我更加明确做人比为文更重要。我不知说过多少次在纸上写字是在浪费生命，我不能尽说空话，我要争取做到言行一致。写了若干年的文章，论别人，也讲自己，好像有了一点心得，*要紧的就是：写文章为了改变生活；说得到也要做得到。话是为了做才说的。了解这些，花了我不少时间。但究竟了解多少还难说。
    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艰难、*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