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眼中的中国

    《意大利人眼中的中国》包括前言和22个意大利专家写的20篇（包括前言）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分为“国家舞台中的中国”、“中国政治和文化评析”、“中国经济分析”和“中国法律观察”四个部分。

    张礼洪（Lihong Zhang），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罗马第一大学法学博士，曾任《法学》月刊副主编，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法律顾问，意大利都灵大学和美国旧金山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洪堡大学访问学者，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罗马法和欧洲法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意大利Rubettino国际学术奖获得者，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欧洲法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法学会理事，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乔治顿大学、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新加坡国立大学、意大利第一罗马大学、日本一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等多所世界名校讲授法律。

    西尔维奥·贝雷塔（Silvio Beretta），帕维亚大学政治学系经济政策学教授，“伦巴第研究所”（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成员，纽约城市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员，意大利政治学刊物《政治》主编，帕维亚大学非欧洲国家“恺撒·博莱克萨”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介绍
放眼世界，知识本位，科学决策，完善共和（代序）
张礼洪
前言
西尔维奥·贝雷塔

第一部分：国际舞台中的中国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角色：趋向、问题和前景
乔万尼·安多尼洛
欧盟和中国是战略伙伴或是其他伙伴？
阿克塞尔·博克夫斯基
多级经济框架下的欧盟与中国
西尔维奥·贝雷塔  朱塞佩·扬尼尼
从欧洲视角看中欧关系和基本权利
简马尼亚·阿贾尼

第二部分：中国政治和文化评析
当代中国的印刷媒体：一场寂静的革命？
阿莱桑德娜·拉瓦尼诺
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从计划生育到自由选择
巴德尼奇亚·法琳娜
公开中国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信息的近期新战略——政府信息公开和知情权
贝蒂娜·莫图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玛丽娜·米兰达
意大利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述评——近期新状况与趋势
桑德罗·波尔董内  古易多·萨马兰尼
中国人学习意大利语的状况
托马斯·佩林

第三部分：中国经济分析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的经济政策
西尔瓦娜·马勒
门户还是镜子——《中国日报》对世界主要国家以及经济危机的报道
理查得·普利西
中国银行系统的发展趋势
斯蒂法诺·夏尔隆
……
第四部分：中国法律观察

    二、通向报刊改革的漫漫长路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许可“大众”阅读的材料还是非常少，而且这些材料都经过谨慎的挑选：在处于中期的1970年，中国国家统计局认可的期刊只有21份，到1978年，这一数据升至930份（2007年，有9468份期刊榜上有名）。
         通过报刊进行信息传播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其表达以积极向上的形式为导向：“好新闻才是新闻，坏新闻不是新闻”。
         这是一种不留余地，或者说不许例外的表达方式：一旦党中央内有正统观念的战略家确定了“正确路线”，普遍的、标准的信息传播方式随即产生或可预见其必将产生，即使这种传播方式有可能导致不良的效果。
         时期中国的阅读者们没有任何可能找到可以选择阅读的资源，这导致了社会疏离感、严厉的政治批判、隔离，甚至可能产生“通过体力劳动进行再教育”的机构。信息控制和新闻审查沉重且持续不断，而如果任何人有可能作出针对政府的批评言论，那么他就会被视为“敌人”将受到严厉的打压。
         三、20世纪80年代的光辉岁月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即使在信息传播系统中，“左派”的口号“政治挂帅”的巨大影响也逐渐地开始减弱，对所有信息内容在意识形态方面所进行的控制也逐渐开始松动，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中的改良倾向，政治审查逐渐放松，信息内容也得以进一步多样化。曾经的许多“禁区”逐渐不再受到，但那些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内容仍被禁止。
         构成党对媒体控制的基础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首要概念，“党性原则”：“新闻媒体必须将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其自己的思想来接受；它们必须宣传党的计划、政策和指示；它们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并且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党有关新闻媒体的政策。”党的中央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已经开始很明确地表示，有必要为一个更加富有“批判性”的信息传播系统规划新的职责，以完成重建党和人民群众间信任纽带和使两者相互尊重的任务，这种信任和尊重曾在期间接近扭曲。
         因此，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良派呼吁舆论监督以一种越来越有机的方式回归，这种方式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直到那时，该主题仍占据主导地位：它呼吁传媒界找到其自身的地位，明确表达了建立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传媒系统的强烈愿望，这样的传媒系统将对政党的绝对权力实施外部监督。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1987）上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完整表明了这些立场。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仍旧记忆如新的“光辉岁月”，人们把获知这个世界的文化和信息的希望和期待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中更加倾向于改革的那些人。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信息系统以及对其披露方面发生了首次变革，虽然其中存在着无数不确定性和困难。尽管仍旧依赖于政府组织，并且受限于政府组织规定的具体内容，一系列出版物出现了“某些”（如果不是真正的独立的话）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自主。
         到如今，提到那些曾经被接近“禁止”的话题，例如，科学、技术、艺术、娱乐、日常生活和休闲等，全中国都普遍需要有关这些内容方面的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多样化信息。更高的政治开放水平欢迎那些能够立即获得商业成果的新期刊的诞生，这些期刊同样成为了党组织和对这些期刊拥有所有权的政府的重要获利来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广告成为中国媒体系统内更为重要的、真正的新元素，它甚至开始迅速地影响媒体的选择和走向，它第一次出现在日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