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云影:文化史漫记

本书共分为国故平议、学海蠡测、乡关何处、异域采薇、师友序评五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从梁启超对东亚传统的两极判断说开去；对东亚智慧现世意义持平允态度等。

国故平议
从梁启超对东亚传统的两极判断说开去/3
对东亚智慧现世意义持平允态度/10
多层级变革交会/15
“五伦”、“三纲”分梳说/19
张之洞及其《劝学篇》/28
展示和谐精神的佳妙文化符号：太极图/34
求教于传统生态智慧/37
清官廉事/44
略议时下清宫戏中的历史观/46
“软实力”小议/51
发明发现：创造性思维的奇葩/54
对当下国学讲习的期待/62
重温缪凤林、费孝通的中国“封建社会”论/70
从士人效忠对象的变迁看封建时代与皇权时代的差异/77
……

    中国的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汉以降农耕人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两路开垦农田，造成森林、草场的毁坏，导致大面积盐碱化和沙漠化。日本作家井上靖(1907―1991)曾创作一系列古代西域系列题材小说(名篇有《楼兰》、《敦煌》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井上靖得以两次到河西走廊观瞻，三次去塔拉玛干周围地区游览，他后来在西域小说集的序中说：
    有许多人询问我，到这些地区去旅游，有何感慨。我目睹了作
    品舞台已经全部湮没在流沙之下，沧海桑田，确实令人感慨万千。①
    中国西北地区一系列绿洲终于被漫漫黄沙所淹没，并非始于工业文明时代。早在农业文明时期，主要是高级农耕文明时期，生态的恶化已经愈益加快步伐。这提示我们：不要把产生“天人合一”、“依正不二”理念的农业文明加以美化，那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类由于生产力落后和认识的局限，不可能服对自然的盲目性，在愚昧和贫困两大病端的逼迫下，自然生态的被破坏，已经频频发生，不过规模和力度不如现代工业文明而已。因此，某些“回归主义者”主张的退回前工业时代，绝非人类文明的正途。
    就现代世界而言，也并非工业越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越严重，相反，第三世界地区由于人口压力和初级工业化滥用资源等因素的作用，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非洲的拉各斯，亚洲的加尔各答、孟买、北京、兰州等城市都存在着极尖锐的污染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工业化初期的生态恶化之后，时下的生态环境则进入良性转换阶段，如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因工业污染而成为没有鱼类的河道。20世纪中叶以来，经过治理，泰晤士河变得洁净，两岸垂钓者每每能获得肥硕的鲑鱼。美国的老工业城市匹兹堡曾以空气污浊闻名，现在已是世界上生存条件*好的城市之一。这都说明当现代人在理念上实行调整之后，便有可能将科学技术的伟力应用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使古代“天人合一”、“依正不二”的美好理想，逐步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
    就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而言，东亚智慧重视人伦，肯认道德自觉，形成一种对人生目标的公正概念、宽容和深思的精神和平，具有很高的德性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也是东亚智慧吸引一些西方哲人之所在。中国固有的仁学传统承认人的独立意志，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①；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②精神，以及在社会规范中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等，都闪烁着人本精神的光耀。然而，东亚智慧并没有寻觅到普遍维护民众人格独立、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社会长期运作的却是“轻视人类，使其不成其为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束缚下，广大民众的自由被剥夺，一些起码的生存权利被禁绝。同时“尊尊”、“亲亲”的宗法积习又妨碍法制的推行，“官本位”、“任人唯亲”更成为沿袭至今的痼疾。这些问题的服，当然有赖东亚智慧内部健康因素(如“五伦”互动观)的发展，但尤其需要借助现代文明的强劲力量，其间西方智慧的补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就伦理层面而言，东亚智慧中发扬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与西方强调公德、个人权利、公平竞争原则，应当互补共存；东亚伦理“成圣成贤”的修养论，需要西方文化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意识的补充。
    20世纪形成全球现代化大趋势，其间又显露出纷繁错综的多元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格局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种文化的多元走向，绝非诸极间自我封闭、彼此不相往来，而是互为依存、息息相关，呈现多元互补、百川赴海的态势，这正是中国先哲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一”与“多”矛盾统一的状态。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足进展，“未来将是‘中国时代’”(美国知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语)、“‘中国时代’将提前到来”(韩国李泰勋语)之类言论不断冲击我们的耳膜。如果从经济总量而论，中国在21世中叶步人世界*尖，是有可能的，在这一意义上把未来称为“中国时代”未尝不可，但笔者不敢苟同“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估量，也不赞成“世界的未来要靠中华文化去拯救”的提法。因为，“中国时代”、“中国世纪”的命题容易坠人文化一元论的泥淖，与19世纪以来的“欧美中心主义”属于同一思维模式。而世界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多元要素的“和而不同”才是真实、合理的发展前景。
    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运用经受现代文明洗礼、筛选和磨砺的东方智慧，提供一种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东方视角，并对既往的文明史作出富于创意的诠释。这种东方视角非但不排斥西方视角，而且给予西方智慧以充分的同情理解，并与之相互补充，相互增益，从而使我们的历史观因为获得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的双重滋补，成为一种平衡发展的、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观。这种努力或许可以较为深刻地剖析人类文明，为已经赢得巨大进展而又患着“现代病”的今日世界提供精神疗治的灵感之源。这样做，不仅有益于东方人，而且有益于西方人，归根到底是对全世界的一种贡献，因为世界文明本来就是一种多元互动的过程，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将在这一过程中并行不悖、相得益彰。P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