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击剑的人：作为导演的吕乐

徐晓东所做的这本关于吕乐的访谈――《左手击剑的人(作为导演的吕乐)》，是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人物的梳理和理论上的剖析，关注从电影创作当中折射出来的被访者的内心世界。    《左手击剑的人(作为导演的吕乐)》收录了《电影观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星星”与“野兔子”――关于电影的现在与未来》等文章。

序：吕乐――坚持个性与低调行事
左手击剑的人：作为导演的吕乐
电影观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
《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简介
“真实”只是一种方法――谈《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
《赵先生》简介
所有爱情故事经常相似，却从不相同――《赵先生》论
让无以名说的味道慢慢渗出来――谈《赵先生》
《小说》简介
比“现实”更好的东西：“真实”――《小说》论
用一百万寻找一个抽象问题的抽象答案――谈《小说》
《美人草》简介
解开衣扣，准备沦陷――谈《美人草》
《山乡书记》简介
我们害怕英雄开口讲话――谈《山乡书记》
《十三棵泡桐》简介
年轻的时候，人人都处在“必然王国”里――谈《十三棵泡桐》
“左手击剑”――吕乐是这样拍电影的
“星星”与“野兔子”――关于电影的现在与未来
附录：吕乐简历
致谢

    十几年前，当吕乐拍《赵先生》时，抽的是“吉普赛人”。“吉普赛人”力量凶猛，极难寻觅，在中国，抽“吉普赛人”的烟民比吉普赛人还要稀有，属于“保证极少数派”。今天的吕乐，已经改抽“中南海”了。“中南海”劲头适中，口感清舒，在北京，甚至全中国，几乎没有比“中南海”更大众化的了，无论什么级别的烟店，都必有“中南海”。
    抽着“吉普赛人”的吕乐留着长发，清瘦敏捷，极为“愤青”。对自己做的东西有充分的自信，对未来有十足把握。他质疑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的人为安排是“老糊涂了”，无法忍受中国电影里表演和台词的虚假……而抽着“中南海”的吕乐已经剪成了平头，古铜色的面颊也丰腴了些，穿着一件破旧的老式对襟大棉袄，戴顶灰绒帽，踩着厚厚的积雪缓缓走来，像一个“泯然众人”的北京老大爷。这时的吕乐，悲观、清醒，而且很容易害羞。他经常自嘲，用自我调侃轻描淡写着他所遭遇的，偶尔也嘲弄―下当下热炒的电影，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欲说还休的状态，看起来总有几分犹豫和颓唐。
    吕乐的犹豫和颓唐十分合情合理。当电影院越来越多地设在购物中心时，便以很直观的形式告诉人们――电影是一种商品。虽然吕乐已经放弃了“吉普赛人”而改抽“中南海”，但对于他与之打了大半生交道的“电影”被定位成跟麦当劳、百货、跳舞机一块儿出售的东西，吕乐即使从理论上能够接受，在情感上到底有些疙疙瘩瘩地理不顺，他那被冒犯了的感觉一点也不莫名其妙。
    与此同时，还有票房挫折与业界批评的双重夹击。曾目睹一位钟情于“作者电影”的评论者十分严肃地向吕乐发问――“吕叔，你也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为什么从你的电影中看不到对自由的追求？”这种发问甚至毫不掩饰地流溢出一种道德优越感，言语之间谴责的意味十分明显。吕乐在她的目光下俨然成为一个丢盔弃甲的逃兵，或者是改弦易辙的叛徒，为了～己利益而放弃信条与原则。吕乐面对发问难免尴尬，有一瞬间的惶惑，欲说还休。很终，他只是点燃了一支‘‘中南海”，烟雾缭绕中，一脸的落寞。
    这种落寞已经笼罩在吕乐脸上很久了。在“体验经济”的时代，去星巴克喝一杯咖啡，不是去喝一杯咖啡，而是去体验“到星巴克喝一杯咖啡”的生活：去电影院看《阿凡达》，不是去看《阿凡达》，而是去体验一种“到电影院看《阿凡达》”的生活。什么东西都不单纯得只是它自身的时候，电影也因为需要太多的附丽而让吕乐有些无所适从。况且，他拍的电影，能够顺利公映的，迄今为止只有一部。从他很后的那部《十三棵泡桐》算起，到现在已经又四五年过去了，青春已逝的吕乐陷入了漫长的“准备拍一部电影”的状态中。
    巨大的“矛盾综合体”
    描述一个人的性格就像向没有味觉的人描述味道、向盲人描述颜色一样困难――所有印象都是直觉式的，较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尤其是面对吕乐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综合体”。但我仍然试图去抽象概括，尽量对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做一个速写，因为我相信，所有作品与其作者的性格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
    斯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生性善良的吉基尔博士服用自己研制的一种药物后，性格变得凶残，自称是海德先生，为非作歹。这个故事的普遍意义在于，每个人都具有“吉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双重人格，往往彰显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面。在吕乐身上，也藏着很多个“海德”，很多个“吉基尔”，有先天基因的成分，更多的，则拜成长环境、教育过程以及人生遭际所赐。
    回溯至吕乐的童年，他有一位因工作而总是“在别处”的母亲，以及一位因为妻子总是“在别处”而缺少幸福感的严厉父亲。这样的境况下，年纪尚小的吕乐显然无法用其他孩子惯用的撒娇或者眼泪来摆平一切。又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只能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往往采取“软对抗”的策略，以乖顺、讨好、委曲求全来保证自己不至于被心情不好的父亲惩罚。但与此同时，又对父亲的保持了一种质疑的态度――尤其是当他是非不分、奖罚不明时。所以，内心更“轴”了。这很初的“表里不一”根深蒂固，导致“外柔内刚”的矛盾性贯穿了吕乐的大半生命旅程。
    吕乐所受的教育继续了这种矛盾性。在大学读书时，两条互相解构、背道而驰的线索齐头并进――课程体系之内讲授的，是苏联电影以及中国第四代的传统情节剧，而课后观摩的教学参考片，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十分“革命”和“先锋”的东西。这两条线索虽然不至于接近彼此解构，但显然无法形成一个和谐体系，它们在初涉电影世界的吕乐心中喧哗与骚动着。及至吕乐到了法国，陌生的环境和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喧哗与骚动，对其自身早已具备的矛盾性推波助澜，甚至使吕乐颇有些“懵”的感觉。
    回国以后，吕乐作为导演的电影遭际就像一个当代“西西弗斯神话”――他本想做个“听话”的孩子，处处规避制度与政策所限，自愿交付自由，戴着脚镣跳舞。但在他所完成的五部影片中，除了《美人草》之外，仍然无一公映。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着石头上山，但石头很终总会毫无悬念地滚落山脚。被否定的次数多了，踌躇满志的吕乐当然渐渐变得悲观、清醒、犹豫、很容易害羞、很乐于自嘲，大多时候欲说还休了。P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