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

    1.日记体，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尤其是德语外交官关于晚清官员的描写，很有吸引力，有史料价值。
    2.该书是我社重点推出的“中德文化丛书”的第三本，此前于今年1月出版的《德国公使夫人日记》亦受到张鸣等知名学者的好评。
    3.本书包含大量老北京市井风貌，且附有海量珍贵历史图像资料，是研究晚清北京历史文化和中德文化交流不可错过的珍贵资料。

艾林波、巴兰德编写的这本《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辑译了19世纪下半叶德语外交官、记者、医生、商人、公使夫人等的十三篇北京游记，从中展现晚清时期中国北京的社会世相。他们对北京的观感，尽管感性但却真实，北京城市建设的变迁、北京市民和外国侨民的面貌、北京官员的面相和思想等都在其中有生动详实的记录。《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为充分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提供了靠前手的文献，有助于拓宽研究的视野，加深对近代北京的理解。

    王维江，1963年生于新疆乌鲁木齐，祖籍安徽巢湖。复旦大学学士、硕士，汉堡大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王先谦与“清流”――晚清的政治与学术》（德文版）、《“清流”研究》、《上海的德国文化地图》（第二作者）以及译著《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靠前作者）。

    吕澍，1963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嵊州。复旦大学学士。1985年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工作，1989年赴法兰福大学留学，1994年从事靠前贸易。现为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德语的学术著作翻译。著有《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第二作者）和《上海的德国文化地图》（靠前作者）。

引言
第一篇 1861：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报告中的北京
第二篇 1861：特使艾林波书信中的北京
第三篇 1861：商业代表斯庇思游记中的北京
第四篇 1861：随船牧师柯艾雅日记中的北京
第五篇 1864：领事拉度维茨书信中的北京
第六篇 1868：丝绸商人克莱尔游记中的北京
第七篇 1861-1893：公使巴兰德回忆录中的北京
第八篇 1886：银行家恩司诺经济报告中的北京
第九篇 1890-1891：使馆翻译生佛尔克书信中的北京
第十篇 1898：记者高德满报道中的北京
第十一篇 1888-1889、1894-1895：汉学家福兰阁回忆录中的北京
第十二篇 1898：记者海司报道中的北京
第十三篇 1900：奥地利公使讷色恩夫人回忆录中的北京

    紧接着巴兰德先生就去了哥士耆伯爵那里，我独自待在一个后院里，看着工人干活，在看门人处值勤的水兵前来报告，一个官员带着大批随从进了院子。在靠前进的房子里，我见到一个年轻人，脸部光圆，穿着精致。英国和法国公使馆的秘书也来了，随从们挤满了整个院子。客气地寒暄之后，宾主落座，我让人端上雪茄和香槟，以友好的语气开始了谈话。这位年轻人自称姓成，是恭亲王的副官。我也应他之请递上了自己的中文名片，我的身份是被艾林波伯爵认可的使团正式成员。成面带笑容地解释道，与普鲁士的协约尚未签订，没有协约许可的外国人擅自闯入，是违反中国法律的，况且还以武力占据了一所宅院，所以恭亲王请求我们立即离开首都。我也同样友好地回答道，我们根据特使的命令行事，我们无权对特使指令的合法性做出判断，在听说这所房子有意出租之后，托人转告房主，我们愿意支付公道的租金，接下来看门人主动接待了我们，把我们的东西搬了进来，还积极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受命待在北京，就必须听从指令。如果皇家政府希望我们离开，就应该函商特使，只有得到他的指令，我们才能离开北京。成不再提强占民房了，这种说法大概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他强调，亲王不能给特使写信，因为所有函件必须经由驻天津的钦差大臣。他很享受地吸溜着玻璃杯内的饮品，深深地吸吐着烟卷，没有丧失一丝一毫的好心情。这时巴兰德先生也回来了，他再次强调了我的观点。我们很客气地解释，我们会留在这里。成微笑着说，我们肯定会走。他又问，艾林波伯爵本人是否也要来北京，我们说无法知晓他的决定。成继续说，恭亲王禁止任何官员接待普鲁士人或接受普鲁士人的信件。他又问我们来此的目的，我们答以无可奉告。即使如此，他的好心情仍没有受到影响。谈话就一直这么来回转着圈。成显然想要我们平和地离开，但结果并不令人欢欣。他也没有改变自己客气的要求，友好地微笑着离去，就跟来时一样。英、法公使馆的两位年轻翻译官尽力维护着谈话的友好气氛。
    下午，平安无事。英国公使馆的一些成员前来看望勇敢的普鲁士人，这些普鲁士人竟以一水兵开路，“突袭”了北京城。接着他们又以自己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布置房间的建议。傍晚，波波夫先生来了，了解成来谈话的情况，他说自己能够想象出中国政府是如何做出错误判断的，这事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会对使团采取武力步骤。我们又去布鲁斯先生处吃晚饭，跟英国人一起，在他们漂亮的院子里聊了一晚上。院子里白天遮上了席子做的顶棚，这样比较凉爽，晚上再将部分席棚卷起，以便通风。透过席棚的间隙，能够看见星星在天空闪烁，整个院子就像席子做的巨大帐篷。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布鲁斯先生显得若有所思。他刚刚骑马转了一圈回来，看见北京的卫戍部队在城门前进行实弹演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便上前询问演习的原因，人们告诉他，说是针对普鲁士特使的，因为他未经允许就想来北京。布鲁斯又说，恭亲王对我们的到来已不高兴，在得到艾林波伯爵也将来北京的消息后，简直怒不可遏，因此他对同时也是内阁首领的文祥尚书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还下了指令，通过关闭城门或其他步骤，必要时甚至使用武力，阻止普鲁士使节进入北京。无人知晓，中国人是否真会这么干。布鲁斯觉得，很有这种可能性。他认为，从天津申请入京许可，应该成为艾林波伯爵的明智选择。巴兰德请求布鲁斯先生设身处地为艾林波伯爵想想，这是很后的一招，艾林波伯爵无法承受被拒绝的后果，所以只能依据靠前法的条款，行使进入首都的权利。无论如何，还是要避免任何的冲突，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我去半路上迎接伯爵，向他汇报这里的情况――我们以为他已经在路上了。
    布鲁斯先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表达出明确的看法，为此我请求他再谈一谈。这位公使先生首先谈起了政治形势：皇帝身边的政要们――也就是促使皇帝外逃的人――只想把外国人赶走。公使们在北京住上几年只是证明，他们并非海里出生的魔鬼――大多数的中国入一直还这么认为――而是有严格法律意识的人，他们的存在，会给政府带来好处，保证合法贸易的进行，目前的情况就取决于这些能否做到，所以不要提出超出协议规定的要求。我们一起施加压力，中国政府就极有可能签署我们所期待的协约。然而，真是这样的话，恭亲王和大臣文祥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他们的影响力本来是可以扩大交流和发展的。因此，公使们只有促使亲王接受这样的概念，即普鲁士作为大国，其外交代表的存在将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好处。但是，给中国人灌输进去一个新观念，又是遥遥无期的事，所以普鲁士要满足自己的要求，也是没有多大把握的事。如果艾林波伯爵从天津已给亲王写了信，说他与钦差大臣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希望与亲王本人商谈，那么，这样的要求，在公使们的支持下，肯定会得到满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天津谈此事，总归是优选的选择。我回答，在目前处境下，必须得想出别的办法来，因为艾林波伯爵肯定已经在半路上了，不会再往回返。就这样，大家又轻松地谈了几个钟头，布鲁斯先生虽然表示要帮助我们，却只不过受阻于他的地位和责任。在未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北京的普鲁士特使如何避免被遣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拒绝了我的所有提议之后，布鲁斯先生终于答应我：如果艾林波伯爵确实已在路上，可在通州停留，从那里给恭亲王撰写一封客气的信函，告知他的到来。这样布鲁斯先生就可以劝说亲王，拒绝进京是一件很好失礼的事，由此避免被拒绝的情形发生。只是布鲁斯先生有些担心，艾林波伯爵的信使会不会被放进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