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传

《李商隐传》编著者董乃斌。
《李商隐传》内容提要：李商隐，晚唐有名诗人，兼长诗、古文、四六诸体。唐代皇室日薄西山，朝廷上下朋党比出，出身寒微的诗人不幸被历史的洪流裹挟而愈显命运坎坷。没落混乱的时局与凄凉悲愤的身世交织出诗人华丽凄美的篇章。《李商隐传》从诗人生平史料和丰富的诗文创作出发，以文学的笔调向我们讲述诗人在其“人生初程”的初恋与初仕，十年京师的“樊南穷冻”，以及晚年幕僚生涯的丧妻之痛和无定漫游。《李商隐传》是一本兼顾文学性和学术性的人物传记：作者早年从事过与李商隐有关的文学创作，后来又专事李商隐及唐代文学研究，故本书资料可靠翔实，笔调随诗人生世浮沉而变换多端，其中间或引用诗人名篇佳什，更有独到精深的赏析。对于希望了解李商隐的读者来说，是书颇可一观。

开头的话
上卷 人生初程(811―837)
第一章 出生在获嘉县廨
第二章 漂泊于浙江东西
第三章 跟处士叔读书
第四章 人令狐楚门下
第五章 科举场中的遭遇
第六章 难忘的初恋
第七章 权力角逐场中的牺牲
第八章 对于艰难时世的初步思考
中卷 樊南穷冻(837―846)
第九章 进士及第之后
第十章 婚姻带来的幸与不幸
第十一章 做人和做诗的老师
第十二章 从校书郎到弘农尉
第十三章 初游江湘
第十四章 重人秘书省
第十五章 方镇割据的受害者
第十六章 永乐闲居
下卷 幕僚生涯(847―859)
第十七章 远赴桂海
第十八章 昭州见闻
第十九章 大中三年在长安
第二十章 去徐州
第二十一章 丧妻的哀痛
第二十二章 梓州岁月
第二十三章 在佛教中求解脱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漫游
结束语
新版后记

    在李商隐的一生中，唐朝皇帝的改朝换代总共发生过五次，即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漉――宣宗李忱。宪、穆交替是其中的第一次。当时李商隐还是个来人世的孩童，所以这种改朝换代对他的影响不大――不像后来文、武和武、宣两次交替对他的政治生涯发生那样直接的影响。不过，有的历史学家，例如范文澜先生，对宪宗被宦官杀死、穆宗由宦官扶立这件事比较重视。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一个皇帝被宦官杀死，朝官不敢追问，宫中朝上相安无事，说明宦官势力大到可以进退皇帝，从此掌握唐朝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并且认为“宦官掌握政权，加上朝官与宦官间的斗争和朝官间朋党的斗争，构成唐后期政局的特征”。于是，他便把宪、穆交替看成划分中晚唐的一个标志，指出“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实际上是从820年(即唐宪宗死)开始”。这个观点如果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看，基本上是正确的。晚唐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大规模农民起义酝酿成熟之前，确实主要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而南北司(南司指朝官、北司指宦官)之争和朋党之争又确实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李商隐一生在政治上的浮沉就同这两种斗争(特别是后者)有着密切的关联。由此看来，宪、穆交替不但对于李商隐，而且对于每一个晚唐人，至少是晚唐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不过生逢其时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往往不如后人那样清醒而深刻罢了；何况李商隐当时毕竟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儿童。
     对于和自己父亲差不多同时去世的唐宪宗，李商隐当时是并不关心的。李商隐在《韩碑》诗中歌颂元和年间平藩的武功，把宪宗称为“圣皇”，在《过景陵》诗中又批评宪宗服药求长生的迷信行为，那都是他成人以后的事情。当李商隐年方十岁，他那幼小的心灵还整个儿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之中时，他自然还不可能想得那么多、那么深。对于这位未来诗人的气质、性格等心理特征的形成和变化来说，父亲之死、家庭变故所产生的影响，显然远比皇帝的死和社会上的种种矛盾来得直接而重要。
     是的，商隐是在父亲早死、家境困顿的艰难条件下渐渐成长起来的。他自小从父母那儿听到家族衰微的历史，又亲眼看到他父亲在奔波和劳碌中默默无闻地死去。他和母亲、弟妹一起扶柩还乡，更使他产生“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柑故丘，便同逋骇”的强烈感受。这一切发生在他的儿童时期，即其气质，特别是性格正在形成、尚未定型的时期，自然不能不产生极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他的资质聪慧，感情细腻，沉静多思，喜欢观察，接受力强，特别是在语言文字方面具有超人的模仿力和创造性等等，还可以说与先天的遗传有较大关系，那么，他气质和性格中的另一些重要特征，内向而多愁，忧郁而偏于感伤，就显然与后天环境的影响关系更为密切。
     作为一个家庭的长子，又从小失去了父亲，这种客观地位必然使商隐更早地领略人生、懂得世事，必然使他更早地成熟起来，并培养起一种自觉的责任感。这责任感起初是对于家庭的，即对于母亲和弟妹的，后来便发展为对妻子儿女、对整个家族乃至对整个社会。从李商隐会昌三、四年间(843―844)为两位姐姐、一位侄女和一位本家叔叔迁墓修坟和长期照顾他们遗族的实际行动，从他为这些亲人撰写的《志文状》、《祭文》中所抒发的感慨，都可以看出李商隐是自认对整个家族负有责任的。从他在弘农尉任上不惜触怒上司而坚持“活狱”(救活犯人)之举，从他一系列对国事、朝政发表意见的诗歌创作，又可以看到，作为大唐的一个臣民，李商隐在承担对社会、国家、人民的责任方面，有着相当的自觉性。他的一生中受到许多磨难和冷遇，但他并不改变为国效劳的初衷。这反映了他世界观中进步、积极的一面，而这种积极精神正是他从小就养成的自觉负责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门第的寒微、家境的困窘、“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的客观条件，使年幼的李商隐在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难以排除的自卑感。他的实际处境确实处处不如人，但这种处境反而激发了他发愤图强的志向。他在心中确信自己的才能决不比任何人差，不过是境遇不好罢了。于是，自卑感一反而为清高孤傲和自尊自信。他咬紧牙关在困境中奋斗，决心凭自己的才力改变处境，实现宏大的抱负。李商隐在学习儒家经典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抱负，这种诉诸理性的认识，又因为他在孤寒身世中养成的奋斗精神而得到加强。这是值得重视的。客观形势虽迫使他不得不出入权贵之门，不得不接受人家的恩惠赐予，但在心理上，他竭力维护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实质上是生怕别人瞧他不起。当他在博学宏词试中被削落名籍，在弘农尉任上受到上司无理呵斥时，他的反应是那样强烈：或在致友人信中尽情嘲刺，或者干脆掼纱帽要求辞职。他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因为感到受了侮辱和压迫，个人尊严受了挑战和侵犯。李商隐在成年后的这些表现，如果追根溯源，与他幼年的遭际似乎不无关系。
     也许多愁善感的根苗早就存在于李商隐先天带来的素质之中，但这种素质的固定和强化，发展成为一种明显内向、遇事易生悲感的性格特征和感情倾向，却又跟他幼年生活少有欢乐，少有喜事，精神常处于压抑状态有某种关联。这种气质和性格对李商隐诗歌创作影响至巨。他的诗常弥漫着一种悲剧气氛，常常是将诗人由外物所触发的悲感，以很强的主观色彩寄寓到所吟咏的对象上去，形成一种忧郁悲凄的主观化特色，其内在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李商隐终于成为一个愤世而感伤的抒情诗人，固然主要取决于他成年之后的坎坷生涯和晚唐社会生活不景气的特点，可是，他幼年的生活经历，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生活永远是最严厉、最无情的教师，永远是塑造人、改造人的不错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