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川上(精)

柳鸣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子在川上》精选了他的散文和随笔，包括父亲的故事、我的中学时代、“小蛮女”记趣、语塞与无语等，展示了他在文学上的才华，是一本了解柳鸣九的好书。

人文学者的知性是向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敞开的，他们的目光是向全世界各种事物投射的。其散文随笔的题材，自是更为丰富多样，投射观察的目光自是更为开阔高远。
《子在川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柳鸣九的散文作品集。《子在川上》精选了他的散文和随笔，展示了他在文学上的才华。

柳鸣九，著名学者、理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1934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历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学术专著有：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主编、主要撰写者)、《走近雨果》等三种；评论文集有：《理史集》、《从选择到反抗》等十种；散文集有：《巴黎散记》、《翰林院内外》等五种；翻译与编选有：《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局外人》、《萨特研究》、《法国心理小说名著选》等二十余种；主编项目有：《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七辑)、《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种)、《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八十种)、《雨果文集》(二十卷)、《加缪全集》(四卷)等，其中有四项获重量图书奖。2000年被法国巴黎大学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父亲的故事
我的中学时代
永远活在我心里的这个孩子
――记儿子涤非的童年
“小蛮女”记趣
家音一则
语塞与无语
送行
――我们的另一个小孙女晶晶
忆“小霸王”
巴黎圣母院：历史的见证
在“思想者”的庭院里
――访罗丹雕塑博物馆
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
塞利纳的“城堡”与“圆桌骑士”
――在塞利纳故居
“兄弟我”
――纪念北大校长马寅初
梁宗岱的药酒
记忆中的冯至先生
两点之间的伽利略
――回忆与思考朱光潜
当代一座人文青铜塑像
――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
在首都文化界纪念雨果诞生200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

    父亲的故事
     只要桌上洒有一摊茶水，他总是用筷子蘸着在桌面上写写画画，有时是练正楷，有时是练草书，几乎每坐在桌前，他都这么在桌上操演，甚至是亲戚朋友坐在一起谈事聊天时，他往往也要这么“开小差”。从我幼年的时候起，父亲在我心里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据长辈们讲，从一进城当学徒起，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到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他进入中年时，他已经练就了一手好字。他的字，在体态上，有颜真卿的稳当匀称，在笔法上，则有柳公权的俊秀遒劲。对于这一手字，他是很得意的，常听他说：“文化高的人看了我开的筵席菜单，都说字写得漂亮，没有想到一个厨师能写得这么好。”
     他出生于贫困的农家，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只念过两个月的书，从6岁起即替人家放牛。湖南的春秋天气并不寒冷，但他因为没法穿得不单薄，放牛时常要靠着土坡避风躲寒。11岁时进城到一家有名的酒楼里当徒工，他妈把他送出村外，伫立远望，久久没有离去。从此他由于谋生与颠簸，再没有回过乡下，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只是在几年徒土生涯中，用竹筒里好不容易攒下的全部零钱，终于买得几丈“洋布”，请人捎回乡送给家里的老妈，但老太太没有收到就离开了人世。
     以罕见的刻苦与勤奋，他熬到了“出师”，结束了徒工生活，先作为廉价劳动力在餐饮业闯荡了多年，风餐露宿、漂泊颠沛，有些夜晚，仅以一条长凳为床。而后，逐渐以做得一手好菜与写得一手好字而颇有名气，得以有人经常雇用，他这才娶上了妻子，接二连三生了三个孩子。按当时世俗的眼光，他在这方面运气不错，竟然三个都是男孩。但拖儿带女，养家糊口，难度更大，虽已成了“名厨”，上了一两个档次，但仍天南地北，浪迹东西，艰辛如故。不过，毕竟成了“名厨”，只要不是失业，以“黄牛式”的勤劳辛苦，倒也能换来全家不饥不寒的日子。
     除了谋生与繁衍后代，人与动物的区别恐怕就是对下一代的期望与用心了。人的层次不同，对此虽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但皆有之，却是共性。这位农民之子，这位厨房里的劳工，也有自己的理想与方式。尽管他在本行当中出类拔萃，但他从没有想过培养自己的儿子跟着他干这一行，哪怕是动用三个男儿中的任何一个。其实，作为一个跑单帮的个体户，他跟前急需一个徒儿，一个助手，何况，他还有好些烹调的绝招、独学有待传授……他常叹息自己这一行苦不堪言。如何苦不堪言，我没有体会，不知道，但我的确见过体胖怕热的他在蒸笼一般的厨房里，在熊熊大火的炉灶前一站就是两三个钟头，全身汗如雨下……他常抚摸自己孩子的头，感慨道：“爹爹苦了这么多年，就吃亏在没有文化……好伢子，你们要做读书人。”
     “做读书人”，这就是他对下一代的理想与期待。理想不小，但他自己的能耐却极其有限，他身上毫无可以泽及后代的书香，没有可以使后人轻易受惠的“秘方”与技艺，他只有那点可怜的文化经验――练字，只能把这点简易的经验，用来种他那“三亩实验田”。因此，我们兄弟三人从小就必须服从努力练字这么一个“硬道理”，这条“死规定”。他常教训我们道：“写得一手好字，那就是敲门砖，就是看家拳。”当然，他待我们比待他自己宽厚得多，他并不要求我们像他那样蘸着茶水在桌面上练字，而是花钱替我们买笔、买墨、买砚、买纸，还有字帖。于是，练字就成为了三个小子每天必修的“日课”，这条硬规定对长子更是“雷打不动”。这不难理解，他可能是最殷切希望早日从长子身上看到效果，就像皇帝老子总想要长子来传承自己的帝国。
     要当读书人，当然要进学堂，这是常识。这常识，他懂。也正因为是世人所公认的常识，所以在他心目中更成为了一条神圣的准则，他执行起来，似乎想要比常人更认真、更执著、更不打折扣。谈何容易！要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为养家糊口而浪迹天涯的“民工”，民工子女上学在当今尚且如此之难，在当时也就更难了。虽说当时没有户籍制、就近入学的法规，以及赞助费的障碍，然而仅学费就是一般人家承受不起的。更主要的困难是，要照顾孩子在固定学校里就读，往往就要放弃掉一些比较合意的就业机会。
     于是，自从我们兄弟三人到了入学年龄之后，我们的上学问题，就成为了家里头等重要的大事。每迁徙到一个城市，父母亲很优先安排的事情便是赶紧替我们找学校，让我们及时地上学念书。父亲每新谋得一个工作，或者每遭到一次失业，因而需要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时，何时迁居、何时动身都是以我们在学校的“档期”为准，决不耽误我们的学业。
     正因为一辈子都在悲叹自己没有文化，这一对父母，始终竭尽全力坚持着他们可怜的“子女上学读书至上主义”。虽然从抗战时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初，全家一直是东西南北，不断颠沛迁徙，他们的长子却几乎从未中断过从小学进初中再升高中的学业，而且由于他们竭尽了全力，耗尽了积蓄，这小子每到一个城市都得以进了当地优选的中学，从南京的中大附中、重庆的求精中学到湖南的名校广益中学与省立一中……
     巴尔扎克有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写的是巴黎一个贫苦的挑水工人，出于爱心，以自己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攒起来的全部积蓄，支持一个贫困大学生完成了高等教育，最后成为了一个有名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