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和人民民主幸福为重，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内容包括：（1）1939年6月到1940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在重庆就军事摩问题、边区问题等进行的磋商；（2）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周恩来与蒋介石、张治中等为争取时局好转而进行的较量；（3）1944年5月到1945年上半年，国共两党围绕建立联合政府而进行的斗争；（4）1945年8月到1945年10月，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和蒋介石、张群、张治中等进行的谈判。
本书以图片为主，辅以简短的说明文字，记叙了这些谈判历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面前追求和解和合作的努力。对今天发展国共关系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周勇：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潘洵：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一章 团结抗战，共御外辱
第二章 战时首都与国共合作的重要舞台
第三章 弥合合作分歧的努力
第四章 争取时局好转的磋商
第五章 围绕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
第六章 为了和平民主的愿景

    第四章 争取时局好转的磋商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驻华大使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共产党的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各爱国民主人士也纷纷指责蒋介石“自毁长城，自促国亡”，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并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就是蒋介石的一些重要将领和幕僚也对事变不表示积极态度，张治中将军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张冲也对事变的发生表示痛心，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甚至骂蒋介石是奸臣。
     张冲与周恩来，曾经分属两个敌对阵营，是你死我活的正面交锋的对手。在30年代的上海，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对付国民党特务破坏的主要负责人。而当时的张冲，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曾策划在上海各大报刊重金悬赏缉拿周恩来，无法奏效。又策划了一个‘伍豪事件”，亲自执笔并在报上刊登“伍豪等二百五十几个人脱离共产党的声明”，企图动摇共产党员的信念，用离间的手段除掉周恩来。然而，经过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为国共双方的和谈代表，张冲却为周恩来的人格所感召，相见恨晚，由不共戴天到化敌为友。1941年张冲去世后，周恩来亲自致悼词，“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生死之情，饮泣之悲，溢于言表，抒发了心中对逝者的无尽深情，留下了国共合作目前感人至深永怀难忘的一段佳话。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一度处于低潮。然而，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经过国共双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国共关系又一天天走向缓和，国共双方代表又开始了新的谈判。鉴于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的情况，这时明确主张对国民党谋求缓和。确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体，“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战后仍有与我合作的可能”。国民党方面也在努力谋求改善两党关系。一方面是共产党这时面临严重困难，解放区缩小，由原来的1亿左右人口下降到5000万，八路军新四军也相对减少，这就减少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稳定国内政局，取得美、英的进一步信任，促使其在中国投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新疆盛世才突然开始改变过去依赖苏联的态度，转而归顺重庆中央政府，’且西北回民骚动也顺利解决，蒋介石自然更加渴望将共产党问题也一并加以解决。蒋介石甚至在1942年8月14日约见周恩来，告知他准备一周后去西安约一晤，要周电告延安方面答复意见。蒋介石主动约商谈国共关系，说明他这时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相当重视。实际上，这时对国共关系的好转也颇具信心。不过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去西安见蒋，看情况再定是否见蒋。
     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而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这次谈判也被人们称之为学生与校长的谈判，学生与校长各代表共产党、国民党一方进行谈判，颇有戏剧意义。 1942年9月17日，到西安，但是蒋介石已回到重庆。10月，来到重庆，他和周恩来一道，与国民党蒋介石、张治中、何应钦等进行了多轮谈判。在谈判中，向张治中提出“三停”（停止捉人、停止打边区、停止封锁）、“两编”（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两个集团军）、“三发”（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药）问题。国民党这时认为，两党谈判的中心关键只是在于八路军能否接受命令，听从调遣。后来，又提出了中共在党的问题、军队问题、陕北边区、作战区域四个问题上的条件。但是，此时国共的分歧并没有发生改变，国民党事实上取消中共军队、政权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国民党方面的僵硬态度再度使得双方的谈判陷于困境，继续留在重庆已无意义。6月底，准备回延安。在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又写了一封信托他交给，再次表示邀请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是中共方面未作答复。
     这次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但双方代表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加强了两党联系和了解，缓和了国内政治局势，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国共关系曲折发展的重要标志，也表明了中共对争取时局好转的努力及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战，仍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张治中先生所说：“这却为l 945年抗战胜利后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
     P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