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卡帕

    1935年，两个流亡青年在巴黎相遇相知，开始携手创建自己的摄影事业，他们为自己起的假名日后成为20世纪摄影历史记录闪耀的名字：他是罗伯特·卡帕，《一名士兵之死》的作者，的战地摄影师：她是姬达·塔罗，人类目前第一位在战地殉职的女记者。她是卡帕的创造者，也是令他一生刻骨铭心的恋人。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是他们声名鹊起的开始，爱情、战争与摄影标志了他们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们将生命献给摄影事业，并先后牺牲于战场，他们携手共创了战地摄影历史记录浪漫、最辉煌的传奇，而在她离去后，他唯有再次拿起相机，从工作中寻求慰藉，于炮火间找寻救赎……
    《等待卡帕》向所有牺牲的通讯记者致敬，他们有男有女，每天都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失去生命，为了让我们其他人知道当我们安静地享用每顿早餐时，世界怎样开始新的一天。

    苏珊娜·富尔特斯（Susana Fortes），西班牙作家1959年生于西班牙北部蓬特韦德拉省毕业于圣地亚哥大学地理历史系及巴塞罗那大学美洲历史系2001年曾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西班牙语，并干旧金山州立大学开设文学讲座目前定居于西班牙瓦伦西亚，教授新闻与文学
    苏珊娜的第一部小说《亲爱的科尔多·马戴斯》1994年赢得很好新人小说奖2001年，她以小说《沙地边界获春天》小说奖2003年，她的作品《阿尔巴尼亚情人》获西班牙行星文学奖，该书随即迅速登上西班牙畅销书排行榜，作品被翻译为多国语言。
    苏珊娜的作品还包括有。《邦帝号的灰烬》、《温柔与背叛》、电影笔记《再见，玩偶》、《劳拉的运气》等《等待卡帕》于2009年出版后，获当年费尔南多·劳拉小说奖，次年获第二十届瓦伦西亚评论文学奖，并干2011年进入曼达拉切小说奖决选小说同名电影将由美国有名导演迈克尔·曼执导·预计2012年上映。

序：她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
等待卡帕
作者手记
苏珊娜·富尔特斯访谈

    有人记得，在一九三八年，那个与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一起来中国，担任其电影《四万万人民》的剧照摄影师的罗伯特·卡帕，在自己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放着一个名叫姬达·塔罗的女人的照片。在中国，他不时拿出这张照片示人，告诉人家，这是他的“费昂赛”（未婚妻）。只是他没有跟人家说起她已经去世。
         姬达·塔罗，只是一个属于某个男人的女人吗？她只是令某个男人念念不忘的“费昂赛”吗？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姬达·塔罗，在她死后八十年，才有机会以她自己的职业形象获得后人足够的关注。
         如今，她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战地的女性记者。她不仅是文字记者，而且也是摄影记者。而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在八十年前，更不是女性可以轻易染指的行当。在历史的云遮雾障中，人们更容易有意无意地忘记许多应该记得的事实。尤其是，她的那个比她年少三岁的情侣、新闻记者同行卡帕的光芒太过耀眼，转眼间，她竟然湮没无闻了八十年。
         只是到了二〇〇八年，与那个口口相传的“墨西哥手提箱”出现几乎同时，姬达·塔罗的摄影作品图录与摄影个展分别于二〇〇八年和二〇一〇年出版与举行。二〇〇九年，更有西班牙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的传记小说《等待卡帕》出现。
         为了说好小说主人公姬达·塔罗的故事，必须、也一定是要把她与卡帕放在一起写的。当然，作为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的女性，也无法不与某个、或某些男性联系在一起被加以呈现。这事出有因，也理所当然。就像《等待卡帕》这个书名所提醒的，这看上去仍然像是一个女性以某种被动形态来等待一个男人的故事。但实际情形并不如此，而且小说也以细腻的描写与丰富的笔致告诉我们，塔罗在巨大的矛盾中，毅然走出了某个男人的有点不便言说的自私，最后成为了她自己。当然，从结果看，她付出的代价非常沉重。
         卡帕来自匈牙利，一九一三年出生于布达佩斯（明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塔罗来自德国，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斯图加特，原名葛尔德·波赫利拉。两人都在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因为卷入政治而先后流亡巴黎。卡帕触犯了匈牙利的独裁者，而年长卡帕三岁的塔罗，则无法忍受纳粹的高压统治而去国。二战前的“花都”巴黎，是当时世界上吸引了最多的各国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的城市，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犹太人移民在内。在犹太人移民中，不少又是欧洲反犹运动的受害者。因此，许多人实际上是难民。而且，巴黎也不算是个对移民友好的城市。也许任何有可能吸纳移民的城市都是如此。因此，移民的生存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
         移民要生存，最初总有个如何起步的问题。对于文化背景复杂、语言多样的各国移民来说，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生存下来，是个大问题。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欧洲已经盛开视觉文化之花，供市民阅读的各式画报纷纷出现，画报与报刊对照片的需求也急速成长。摄影师这个职业，对于在文字语言上难以谋生以至出头的移民，似心忡忡，因为还没能拍到一张有价值的照片。
         “我们必须靠得更近些。”卡帕说。
         “好。”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他把地图摊在她面前，用一支手电筒照亮。“托莱多或科尔多瓦。”
         在托莱多，煽动暴乱的莫斯卡尔多元帅①和拥戴他的一千名士兵，连同其家人、女人、孩子正监守在控制着这座城市的堡垒中。此外，他们扣下一百多名左派邻居作人质。共和党的部队一连好几个礼拜围攻阿尔卡萨尔堡垒，却一无所获。它坚不可摧。据说来自煤矿的一队阿斯图里亚斯人要投放，他们在城墙下挖掘了两条放置爆炸物的通道，好以此打开一个入口。
         在科尔多瓦共和政府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想把该城从瓦莱拉元帅手中夺回来。当局每天都通报新战况。打一次胜仗的需要使得忠诚的部队已攻入城中的谣言散布开来。姬达和卡帕在仔细分析过局势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那些投放的弟兄应该还会在隧道里待很长时间。
         他们选择了科尔多瓦。
         卡帕还并不知道，在那儿等待着他的是那张他一生的经典照片。一个令他扬名的形象，将登上全球主流杂志的封面，那张照片将使他变作二十世纪真正的偶像。一张使他对自己的职业猝然产生彻骨仇恨的照片，或许这种仇恨是指向他本人的，因为自那一刻起所有的一切都面目全非：那名在布达佩斯街区成长起来的匈牙利男孩已不复存在，再也不会重新拥有二十二岁。
         西班牙的战争还将延续漫长的三年，而世界大战的战火则会持续七年，由此后果又连带了更多战事：巴勒斯坦，朝鲜，印度支那……以及其他诸多充满厌倦与绝望的年份里，他在世界上各地的旅馆，靠在窗台上回忆。
         战争中挤满了只能回头顾盼的人们。因为有时候生活转变了方向，个人只能想方设法对付。
         那个晚上，马德里《声音日报》的记者克莱门特·西莫拉走进了那家位于格兰大道的奇科特酒吧，里面宽敞的窗户被土渣袋挡护起来，西莫拉一只耳朵塞着耳机，另一个耳机耷拉到下巴底下。他总是随身带一台矿石收音机，那是《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个记者给他的礼物。这么做有点出于虚荣，还有点想处于世界近期新潮流之巅的意味。那是个小小的黑色机子，调频指示板是绿荧荧的颜色。
         在那家装修现代的咖啡馆，经常来光临的客人是民兵和作家，向所有人夸赞奇科特的鸡尾酒的外国记者，身着皮衣，抽淡烟的国际纵队队员，还有几个戴假珍珠项链，以老式方法化妆，抹着脂粉的年轻女子。所有人乱糟糟地围在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周围，急不可耐地等待一个定论。
         “该死的法国人！”他吐了口痰。
         当天的新闻是法国政府拒绝给共和党政府提供武器。对于英国，没有人指望他们什么，然而，法国人是门挨门的邻居，入民阵线的兄弟政府。多丽丝·伊瓦露蒂，一位在索莫拉斯特罗矿区成长起来的巴斯克妇女，她的话依旧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她作为矿工的女儿和妻子，以那种浑厚的嗓音在巴黎市区冬季体育馆召开的最后①多丽丝-伊瓦露蒂（1895-1989），西班牙女政治家。曾任西班牙共产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