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忘记你,巴格达

远离伊拉克十五年之后，泽娜回到了这片战争中的焦土。她会有什么发现呢？她自然苦涩难言，穿着一身占领军的戎装，又如何将她的伊拉克外婆搂在怀中？当她坐在装甲车里穿过村庄时，又如何面对那些仇恨的目光？当她参与那些残酷的审讯时，又如何让自己仅限于履行翻译的职责。泽娜自认为参加的是一项正义的事业：推翻暴君；然而在这片先祖们的国度过了数天之后，她的信念开始动摇，内心饱受煎熬，身份变得破碎…… 作者伊娜姆·卡恰齐的语言极具张力，小说《如果我忘记你，巴格达》通过泽娜这位伊拉克裔姑娘和一片被撕碎的故土，向我们展现了伊拉克的伤口。《如果我忘记你，巴格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如果我忘记你,巴格达》无目录

    “一年九万七千美元――包住、包吃、包漂白。”这句话在人们心中激起骚动，引来众人侧目。它在这些底特律的伊拉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中奔走，仿佛椰枣树枝压到了花园里还覆盖着的那层白雪之上。
    萨伊拉来看我，扔下这行数字，扔下这如焦木般熊熊燃烧的一句话，旋即又如龙卷风般离去，甚至都没停下来喝杯咖啡。我听到她那辆老旧的丰田汽车轮胎发出嘎吱嘎吱的打磨声，而她则兴冲冲赶去把这好消息告诉其他的朋友和亲人。
    这句话太珍贵了，珍贵到不该只用移动电话轻易告诉别人。这就好像乐透彩，不是每个人都会赢，有机会的只是像我和萨伊拉这样的人，既有稀罕的美国国籍，又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我问她，要留下两个孩子，只身离开，她怎么打算，而她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我的孩子？他们开心地睡不着觉，要我尽快答应下来，免得机会从我手指间溜走，还便宜了别人。”
    九万七千美元，这确实绰绰有余，足够让孩子们愿意打发自己的父母上前线；况且这还只是个基数，还要加上百分之三十五的危险补助，及同比例的开销花费，还没算上时不时会有的樱桃蛋糕。把这些都算上，就不知不觉有了十八万六千美元。这个数字足够高到劝服一个“七里地”的穷叫花子告别自己的街区，踏上不归路；足够高到支付一栋南田市乡村别墅的预付金，或是买一辆崭新的轿车。这也绰绰有余，足够送我的弟弟雅善――他的名字在美国这里变成了詹森――去戒毒中心，今后还能送他进大学。
    照这样的状况，过一两年，一切都将恢复如常。我也能洗洗我母亲的肺，这肺里尽是廉价烟草留下的污秽，她整夜一边大口吸着烟，一边流着泪。隔在我们卧室之间的木制屏风没能阻止她的抽泣声传人我的耳中。有时，她没有哭出声来，就像一台坏了的电视机；我常常令她布满泪痕的脸感到惊讶。于是，我明白，女人并不只在被抛弃时哭泣，也有时，她们只是感到了哭泣的欲望带来的痛苦。金钱是一种幸福的形式，而有了这笔钱，我就把幸福带给了我的母亲……绝不能让这次机会溜走！
    萨伊拉来之后过了几天，负责为国防部招募的公司四处发布广告，在移民聚集的城市里，在当地电视台上，在互联网上，在底特律和芝加哥教堂举行的周日弥撒的出口处，甚至在迪尔本的什叶派清真寺里。
    一根魔棒倏地一下引发了一连串山崩地裂式的响动：哄抬价格、强占位置、散布流言、欺瞒诈骗。有些持赞同想法的人举双手鼓掌――当然该试上一试！另一些人却捏了捏鼻子，唾弃着扭过头去――离开即是背叛，背叛了国家，背叛了灌溉这国家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即便这是为了我们新祖国的利益，这新的祖国日夜用可口可乐哺育着我们。
    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随处能听到战鼓声隆隆――在报纸的头条里，在国会议员的演说中。我们看见战争炫目的闪光，它在两院入口上方飞扬的国旗上闪耀，在越过领空的飞机上闪耀，在将海员集合后送向骚动大海的船艇上闪耀。
    于是，在一个寻常的日子里，我结束了没完没了的劳累家务，安坐下来，拨通了某部门的电话，他们正在招聘阿拉伯语译员。我按照规定寄去了他们要求的信息。我不惧怕战争，不怕牺牲，不怕伤残――我重复着福斯新闻锻造的套话：身负事关国家利益的使命。我是一名战士，渴望帮助它的政府、它的同胞、它的军队，我们美国的军队，去那里推翻萨达姆，解放尝尽苦涩的人民。
    片刻后，我在沃尔玛商场前的大广场停下了车，但却没有下来。我留在车里，一动不动，注视着大片大片落在挡风玻璃上的白雪。
    再也不用操心新衬衫或是新靴子，从此我将穿上一套全新的制服。我把手臂靠在方向盘上，看见一个身着战服的女兵从广场上经过，步伐坚定，朝着荣耀前进。这荣耀离她只有一两个梦那么远，就在那里，在那个看着我出生的国家里。
    可怜的伊拉人，他们再也不会回去，他们的双眼将会看见自由！老人们将浸润青春之泉，呷饮民主的乳汁，每个人都能品尝生命的味道，一如我在这里体味到的一样。
    这些想法在我的脑中闪烁，并在我汽车的驾驶室里辐射出一束强烈的光线，并在十八万六干美金的投射下变得愈发炫目――这是给我能说这种稀有语言的才能的价格，但更像是给我血脉的价格。
    而那些民族主义的情感呢？都在里面了？这样的废话从来对我毫无意义，不管是我在伊拉的童年时代，还是我在美国的少年时代。“九一一”发生的事带来了巨大的刺激，颤动了我认识的每一个人――父母、朋友还有邻居。我们变成了神经脆弱的生物，发出愤怒却又恐惧的嘶吼。我们用手抵住额头或是捂住嘴巴：“噢！天啊！……噢！天啊！”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仿佛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语言，仿佛我们所有的词汇里只剩下这三个字。
    和每个早晨一样，我在睡我隔壁屋的母亲的咳嗽声中醒来。通常我都像个编了程的机器人：首先来到厨房给电水壶加上水，接着便开始习惯性的行程：先在客厅整理报纸和掉在地上的靠垫，接着去雅善的房间叫他起床，重新回到厨房给他准备带去学校的便当；随后我双手抱着我的咖啡杯，小憩一会儿，坐下看看电视新闻。左右这些举动，我都是在半梦半醒间完成的；甚至都不经过大脑思考，双手便忙碌了起来。
    不过那天从床上起来，我却径直坐到了电视机前，再没离开过。我呆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遥控器。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改变了早晨的习惯，难道有人前天晚上修改了机器人的程序？
    我看见一架飞机撞人了一座大楼。在屏幕的一角，旁边的一座大楼也正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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