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

新闻记者加夫列尔.桑托罗出版他的第一本书时，从未想过拥有毁灭性的那篇劣评竟会出自自己父亲的手笔。书中讲述了一个在二战前夕来到哥伦比亚的德国女人的一生――这题目看起来并不会冒犯任何人。可桑托罗的父亲却感到受了背叛，怎么会这样？书里有些什么东西是桑托罗意料之外的。一个秘密隐藏在字里行间。 桑托罗立即着手发掘。而当他深人父亲一生的核心，当他揭开今日的秘密，另外一些东西逐渐暴露：大洋彼岸的那场战争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在哥伦比亚的四十年代，那个“家庭倾覆，生计潦倒，命运流离”的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告密者》的故事扣人心弦。它讲述了个体与集体的背信弃义，从家庭的剑拔弩张管窥整个社会。而最为重要的是，它毫不妥协地对哥伦比亚这段新鲜的历史中，最为暧昧不明和遮遮掩掩的一段枝节做出了检视。 《告密者》由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编写。

第一部 不接近生平纪录
第二部 第二次生命
第三部 萨拉？古特曼所述之生平
第四部 继承的人生
一九九五年的附言

    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上午，当父亲打来电话，初次邀请我上他那间位于查皮纳罗区的公寓去时，波哥大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那场雨大到令东山的溪流泛滥，雨水倾泻下来，水流卷走的树枝和泥土堵塞了下水管道，淹没了较为狭窄的街道，让小型的车辆浮在了水面上，甚至有一位猝不及防的出租车司机于混乱中死在了自己那辆的士的底盘之下。父亲的电话原本已经叫人诧异，而在那一天，更是直接带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不仅是因为他在多年前便已不再接待访客，也因为另一方面，这被大水包围的城市景象――静止不动的车流，损坏的信号灯，被困的救护车，无人理会的突发事件――在正常情况之下都足以证明此刻出门探访是多么的不明智，而邀人做客又是多么的冒失了。一片狼藉的波哥大城使我预料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我怀疑父亲的邀请并非出于客套，因此暂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谈谈书的事了。当然，并不是任意的一本书：我们即将谈到的，是我目前为止专享的出版物、一部纪实文学，它有个宛如电视纪录片般的题目――《流亡人生》，里面讲述或者说试图讲述的是萨拉？古特曼的一生。萨拉出身于犹太家庭，自从来到哥伦比亚之后，三十年间一直都是我们的朋友。一九八八年，我的书甫一面世便收获了些许名气。这名气得来既不是缘于其题材，也不是凭借其有待商榷的质量，而是全靠我的父亲――一位向来拒绝接近任何形式的新闻业的演讲教员，一个鄙视在报刊上评论文学这种行为本身的经典作品的读者，竟然在《星期日刊》上发表文章，用若干近乎于泄愤的言论对我的这本书横加践踏。所以在此之后，当父亲将家中的房子廉价变卖，另租下一处住所作为他这个虚伪无情的单身汉的容身之地时，我会先是从外人口中得知他搬家的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告诉我这件事的是萨拉？古特曼――我生命中并不大算得上是外人的一个人。 就这样，去探望父亲的那个下午，我再自然不过地以为他是想对我说，尽管已经迟了三年，他依然有心弥补那一次的背叛。不错，那是一次小得不能再小、仅限家庭内部的背叛，可并不代表因此会令人少受些许痛苦。然而事实上，发生的事情跟我预想之中的接近不同。这个衰老而怯懦、身上有股脏床单味道的男人坐在他那张专属的黄色扶手椅里，呼吸间像纸风筝一样发出嘶嘶的声响。他一面用残缺不全的手上那只孤零零的拇指转换着电视频道，一面拿他那一生不变的重复着狄摩西尼和盖坦轶事的语调告诉我说，三个星期前他开始定期去圣佩德罗？克拉维尔诊所看医生，一份关于他这具七十六岁的身体的检查报告显示，他先后患上了糖尿病――这个并无大碍，动脉硬化――这是由前者诱发的，还有就是，他得立即接受手术。此时他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世，于是希望我也能够知情。“我是你所有的一切，”他对我说，“你就只剩下我了。你母亲已经下葬十五年。我原本可以不打电话给你，但我还是打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走之后，你就是一个人了。因为假如你是个高空吊杆演员的话，我就是你专享的那张金属网。”好了，如今距离父亲去世也已过了一段足够长的时间，我终于决意要理清我的头脑和办公桌，整合文件与笔记来撰写这篇报道。我觉得自己显然会这样开头：回想他致电给我的那天，那是我成年之后最为寒冷的一个冬日。他的目的并不是结束我们之间的疏远关系，而是希望当一把电锯划开自己胸膛的时候，当一根从右腿摘下的静脉血管移植到自己病弱的心脏的时候，可以少感到一点孤独。 事情的起因是一次常规身体检查。医生是个有着女高音的嗓子和骑士般体格的男人，他告诉父亲，轻微的糖尿病算不得不正常，在他这个年纪来讲，甚至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是预料之中的失调而已，他们不会给他打胰岛素针，也不会用任何药物，他只需要进行有规律的锻炼，并且严格控制饮食。然而，当父亲小心谨慎地外出跑了几天步以后，就开始感觉到疼痛，胃功能也变弱了，发出的声音很像是消化不良的讯号，又像是他吃下了一个长毛动物之后那动物发出的鼾声。于是医生安排了新的体检，仍然是常规性的，不过更加详尽些。其中一项要费点力气：父亲穿上松松垮垮好像遮羞布般的长衬裤，在一块从不更换的冷冰冰的合成纤维地毡上先走路，再小跑。随后他回到那间小小的更衣室(他告诉我原本他想要在那儿舒展一下手臂，结果发现地方实在太窄，窄到两只手肘可以碰到相对的两面墙，他都有点幽闭恐惧症发作了)，当他刚穿好毛裤，正要去扣衬衫的袖扣，想离开此地好去等秘书叫他拿心电图的结果时，那位医生敲响了另一侧的房门。很抱歉，医生说，看来初步的结果并不乐观：有必要立即实行导管插入术以确认有没有危险。跟着自然就做了导管插入术，也(自然地)证实了危险的存在：一根动脉血管堵塞了。 “十有八九，”父亲说，“后天我就会心梗发作。” “为什么不就地入院呢？” “想是那家伙见我紧张，宁可让我回家了。不过他倒真给了我几条明明白白的指令。叫我整个周末都待着不动。叫我避免任何情绪激动。最要紧的是不要有一点儿性行为。你瞧瞧，他跟我说这个。” “那你又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说这点你用不着担心，再也不会有了。我也没想跟他交代我这辈子。” 从诊所出来，在喧嚷嘈杂的二十六号街搭上出租车，父亲才开始正视自己生病这件事情。他就要被送进医院，尽管并没有一点症状透露出他的情况危急，尽管他的不适与轻微的上腹部疼痛并无区别。这都是拜一个泄密的导管插入术所赐。医生目中无人的唠叨在他耳边盘旋：“如果你再晚三天来看我，多半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就要让你入土为安了。”那是一个星期五，手术被安排在了下个星期四的上午七点钟。“我整夜都在想我就要死了，”他对我说，“所以我打电话给你。当然了，这么做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可现在更令我惊讶的是，你居然来了。”他或许是在夸大其词：父亲明知除了自己的儿子，其他任何人都不愿如此认真地正视他的死亡。我们把那个星期天的整个下午都用来设想他的死亡这件事。我做了一点沙拉，确定冰箱里还有果汁和水，就开始跟父亲一道核对他近期新的收入报表。他的钱比他需要的多。这并不是说他的钱多，而是他的所需太少。他最近的收入来自优选法院的退休金，而他的财产――也就是贱卖了那栋我长于斯、母亲亡于斯的房子后得到的钱――则变作了存款证明，所得收益仅仅够他交租，还有维持生活的开销。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禁欲主义生活：我可以担保，那里没有饭店、没有音乐会、没有任何一样或多或少需得花钱的娱乐参与其中。我不是说父亲没有偶尔雇个情人共度一夜，就像我听说过的那样；但是当他的同事们试图把他拉出家门，带他去跟随便哪个女人吃顿饭时，父亲都会即刻拒绝，然后整晚都不将电话听筒挂上。“我已经认识了我今生该认识的人，”他对我说，“我不再需要其他人了。”其中有一次，邀请他的是位从事商标和执照事务的女律师，年轻得可以做他女儿，属于那些胸大无脑、必然会在某些时候对跟大龄男人做爱产生好奇的小妞中的一个。“你拒绝了？”当时我问他。“我当然拒绝了。我告诉她我有个政治会议要参加。‘哪个党派的？’她问。‘手淫党，’我说。她很平静地回家去了，没有再烦着我。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第一时间找本字典，不过看来她是打算放过我了，因为她再也没约过我。可谁又知道呢，也许她已经起诉我了，不是么？我几乎都能看到那些新闻。堕落教授用生僻字眼羞辱年轻女士。” 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