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动荡的经济学

该书以美国、欧盟（包括它成立之前的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为主要分析对象，阐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从1945年到2005年由长期繁荣到长期衰退的演变过程。《优选动荡的经济学》既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以大量数据和极为详细的资料为基础，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和发展态势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去30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持续下降，这一趋势跨越各个经济周期一直延续至今。资本积累与总需求长期衰弱的根源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资本回报率严重而无可挽回地下降，其原因主要是优选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持续过剩。

导言长期衰退之谜  1
第一部分利润率的轨迹
第一章供给派的解释：一个批判  11
第二章对长期衰退的另一种解释方法  26
第二部分长期繁荣
第三章战后繁荣的模式  43
第四章美国经济：领导者的代价  52
第五章德国：出口推动的繁荣 68
第六章日本的高速发展  82
第七章解读长期繁荣 97
第三部分从繁荣到衰退
第八章陷于危机  103
第九章危机蔓延  126
第四部分长期衰退
第十章为什么长期衰退？一个概括  151
第十一章凯恩斯主义的失败，1973—1979年  170
第十二章美国发起的反攻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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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之间的十年里快速增长筑起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这一发展留下了大量会阻碍进一步投资的固定资本，消耗了生产要素供给尤其是剩余的劳动力，还为工人抗争提供了便利。但是，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也额外造就了一个知名品牌的社会力量，这一力量或者不能从政治上干预，从而改变靠前资本积累环境相对不利的条件，或者积极承诺改善世界经济扩张的条件，甚至以牺牲靠前制造业为代价。美国的生产者已经通过运用特别庞大的靠前市场提升了他们的知名品牌地位。但是，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投资高涨之后，他们的主要代表――大制造业公司和靠前银行家已经认识到许多优选的盈利机会从那时开始将会是在国外，因为其他优选资本主义经济体在一个保护伞下进行重建和扩张。这些力量希望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是支持货物和投资资金自由流动的政策，从而使跨国的和靠前的银行家能够直接对外投资和贷款，也使进口流回到美国。他们能够得到这种支持，这是由于至少在战后的靠前个十年，美国的出口商越来越需要自由贸易来使他们潜在的海外顾客能在美国充分销售商品，从而赚取可以购买美国商品的货币。
    美国政府很好热衷于把重建它的主要潜在对手的工业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核心。与其说它可能不如说它更愿意为其大资本家们的利益服务而构建一个靠前化的经济蓝图。当然，事实是从中期看这种方式将其主要以靠前为基础的制造业者置于与他的主要海外竞争对手相比明显不利的地位。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靠前经济安排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它被证明是一种非正式的博弈：一方面，美国运用美元这种主要的通货，能够为海外军事基地、对外援助以及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巨额靠前收支赤字提供资金；另一方面，美国的盟友们和潜在经济对手被允许以多种方式进人美国靠前商品和资本市场。在这种条件下，美国的盟友们(经济对手)不再寻求用它们手中的美元来赚取黄金，美国政府为它们的出口开放美国市场，同时无条件地接受它们的保护主义和关于资本流人流出的种种，甚至容忍极为硬性地重构货币兑换体系。这无疑为美国靠前制造业竞争力的长期下降提供了条件。但自由贸易和过高估值的美元不仅有助于美国企业巩固对海外对手的领导权，而且有利于美国优选的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允许企业低价购买生产要素以及把它们在海外生产的部分产品作为进口货物返销靠前，以半成品的方式再由靠前工厂加工成商品。
    那些德国、日本经济战后形成的重要社会力量汇聚起来成为美国公司的对手。德国和日本制造业者通过后发优势克服了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枯竭的要素――来自于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接受从美国引进的优选的技术，受益于产品周期中的特殊条件。它们的优势便包括具有长期影响的更持久的政治―制度安排，从而为资本积累提供有利条件。因为德国和日本(特别是日本)的制造企业能够将自己置身于美国根本没有的组织内部一制造业(intramanufacturing)、金融一制造业(finance-manufacturing)和资本―劳动关系的发达制度形式，能够得到也是在美国无法得到的国家对产业的支持，所以这些企业能够实现投资水平和质量，能够实现从纯粹市场的角度无法解释的成本控制。这些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安排使得制造业者可以得到更廉价的资本、不断提高的风险社会化、对靠前竞争实行更大的保护(即使是部分的和暂时的)、更长时间的投资回报、更有利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以及对社会必需的(但对个人来说无利可图的)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更大投资。
    这些安排如何和为什么在德国和日本出现是一个历史的课题，同时，它们的出现和在长期经历的重要转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从而使这一课题更加复杂。另外，经济后起者，如德国和日本经济，通常会比经济为这些安排提供更有利的条件。由于它们起初相比较于处于地位的对手来说具有相对劣势，所以它们的制造业者、金融家、政府需要这种安排作为在贸易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条件。工业和金融业因此联合或“合并”(merge)起来，在发展中通过经济和政治方式获得国家扶持，能够与知名品牌经济的生产者争夺靠前市场份额。相反，处于靠前地位的制造业者、金融家和政府――19世纪以英国为代表，战后以美国为代表――从它们的利益出发，极力避免这种干预的制度形式。这部分地因为它们基本不需要这些制度。但是，这也因为它们由于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而能够稳定自己，这一点远远超过它们的后起经济中的竞争者，从而可以寻求优选的机会或者通过直接海外投资或者通过靠前借贷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利润，同时，因为这些活动的制度和政策的前提不同于靠前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前提，并且常常明显相反。
    像在其他后来发展起来的经济体(later-developing economies)的生产者一样，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者倾向于服从于银行和国家的政策规定，因为他们更依赖于银行、国家来获得至关重要的投资资金和保护来抵御靠前竞争。出于同样原因，德国和日本(像其他后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一样)意识到自己的竞争力与靠前之间的差距，也意识到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劣势，发现它们的利润比先发展起来的国家的竞争者更依赖于获得靠前产业在靠前市场上竞争和生产率方面的成功。因此，它们试图更紧地将自己与靠前制造业者绑在一起，并且给靠前制造业者提供更多的物质帮助，不仅通过提供更廉价的融资，而且通过提供重要的经济信息，帮助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协调――卡特尔、合并和(或)横向的融合，如此等等。
    很后，相对于它们的对手，德国、日本的政府发现它们处于这样的一致的压力中，即将制造业与金融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提供定位于靠前生产而不是海外投资和借贷的政策导向。同时，它们总体上对支持成功的资本积累感兴趣，并将其看作是实现它们自身所需要的国家财政巩固、高就业率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从而使它们毫不含糊地为靠前资本投资的保护和改善提供条件，特别是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提供支持。这些政府不仅试图向制造业出口商提供被低估的货币、补助和针对外国进口的各种程度的保护，此外，它们还力图保证“低压力”的宏观经济环境，实施平衡的预算和相对趋紧的信贷政策以实现低通货膨胀，从而有利于海外销售。
    相反，随着靠前竞争的强化，美国(和英国)将纯粹的靠前生产者与具有高度影响力的银行和跨国公司相分离，使它们在从国家那里寻求有利的汇率、关税和产业政策优惠方面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战后的美国政府发现它们可以更自由地寻求适应于靠前资本主义体系的大致稳定和安全的必要条件，并且为了它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和银行的利益而提供这些条件。美国政府向靠前制造业提供资助的主要方式是支撑需求，这是通过建设庞大的新的国有部门(向军事严重倾斜)，常常以牺牲其他更具有生产效率的公共支出为代价。这种对需求的支撑越来越涉及凯恩斯主义的预算赤字，通过提升企业信心来增加经济的稳定性。但该计划被证明会引起通货膨胀，特别是从它具有宏大的军事成分来看，可能给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带来的坏处和好处一样多。美国在历目前将目光放在美国市场表明以靠前为基础的制造业具有少见的优势，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越来越局限于这个被对手觊觎的市场表明美国越来越脆弱。P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