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幸福的脚步

    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也是一个科技进步的社会，更是一个让人兴奋却又浮躁的社会。很多人虽然面对着精彩的世界，却内心空虚。恐惧感、自卑感，挫败感等心理压力不断地侵袭着人们的内心，人们到哪里去寻找心灵的平静，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幸福呢?找到打开幸福之门的方法，就能走进幸福的殿堂。

淡定是一种人生态度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让内心停驻在纯净中
  宠辱不惊，成败随意
  安心做好自己
  淡定不是淡漠
当下的力量就是幸福的力量
  “已失去”和“未得到”，其实都不重要
  给你一个柠檬，就把它做成柠檬汁吧
  维纳斯的缺憾美
  懂得分享的人更幸福
  别让时空观阻碍你的生活
  多一点中庸，多一分智慧
假装快乐，封锁幸福的防线
  造成平庸的凶手——伪快乐
  无中生有造成虚幻人生
  逃避恐惧真的能带来安全感吗
  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内心
  唯美的人生，不能懒惰
直击痛苦的方法一自我肯定
  触摸工作，感受生活
  ……
包容与爱，让幸福放光
心若在，幸福就在
永无止境的追寻，累吗
有一种舍叫做得
寻觅就能找到，很简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淡泊是人生当中的体验，它包含着对自然万物的认同，代表着物我两忘的奇妙境界。真正的淡泊可以寄情于山水，寓意于花鸟虫鱼，感受着清风细雨，在俯仰之间，笑看落花有情，流水无意，那些让生命更加美丽的种种让生活变得更加旖旎多姿。淡泊犹如美好的天籁之音，所展露的自然中的美、平淡中的真，让生活明晰无比，不再纷乱。
    生活中的真、善、美，源于淡淡的生活，正是这些淡然的幸福，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快乐，增加了善念，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智慧。
    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身后却未给子孙留下一分私财。年轻时的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心忧天下。于清风明月中，他饱览史书；于竹林清泉顽石旁，他与友人对弈。每日纵观世间的风云变幻，夜晚察看长空的斗转星移，不问名利，不求闻达，他胸中的傲然之志和济世之才，已经在那青山绿水问浑然成就。刘备三顾茅庐后，诸葛亮便尽心尽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留给人们的不单有治国的奇谋良策，还有做人应该秉承的豁达、恬淡的精神――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因此，诸葛亮被世人看做忠臣能人、高尚操守的象征。
    能做到对生活中的物质不过分奢求，清简而自然，诸葛亮所坚持的淡泊与宁静的操守，让他排除了心中的私心杂念，把目光放得更加长远，他为子孙留下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享之不尽的智慧。而刘备的儿子阿斗，虽坐拥一方天下，却为名利所遮目，很终沦为阶下囚。
    对于世俗的烦恼，除了要淡泊名利，更要有超然之心。提及有超然之心的文人墨客，很让人慨叹不已的，正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苏轼之所以是苏轼，不仅在于他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放，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官职一降再降，他也不会自怨自怜到像屈原那样去投江自尽，写出来的词极少有幽怨之作，依然是那么的豪气冲天，对待生活还是那么的积极，这也看出他人生境界的高远。
    苏轼的一生，曾有人用“霉”字以蔽之，甚至上升到风水上面，说他是“生在眉山，倒了霉运”。对于苏轼这样一个做过大官的文学天才，而且在北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贬再贬的仕途怎是一个“霉”字了得？
    苏轼是宋代有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为文学名士，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很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嘉？元年(1056年)，苏轼抢先发售出川赴京，参加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他对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倍加赞赏，苏轼高中进士。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开始新的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友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20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他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在杭州停留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靠前桩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肆渲染。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写的诗词讽刺了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生死未卜，在等待很后判决的时候，他的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作准备。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便定下不杀言官、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
    神宗驾崩后，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起用为相。苏轼于是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在此期间，苏轼处在人生的顺境之中，但依然坚持他的淡泊。“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的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元韦占六年(1091年)三月，自杭州知州人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党羽，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进谏。
    至此，苏轼处在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16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有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可不久又因为与朝内大臣政见不合，被外放。
    晚年遭受贬谪的苏轼面对人生的挫折，平和地吟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淡然面对挫折、淡化苦痛的平和心境，磨洗了苏轼的豪放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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