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缪斯和恶魔：三十位作家谈影响他们一生的人

本书编者邀请30位美国当代作家，其中包含多位普利策奖及国家图书奖得主，写下给自己带来重大影响的人生故事。

引言
第一部分：我们遇到的人
  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追忆哈德威克小姐
  罗伯持·博耶斯：想象影响
  杰伊·坎托：父亲和导师
  约翰·凯西：总论导师，特别是彼得·泰勒
  莫德·凯西：书中的生活
  亚历山大·奇：安妮·迪拉德和写作生涯
  乔纳森·萨福兰·福尔：雪景球
  朱莉娅·格拉斯：朱莉遇见德比的时候……
  玛丽·戈登：老虎和鹈鹕，两个导师：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贾尼斯·撒迪厄斯
  阿农·格伦伯格：时刻
  马戈特·利夫西：只要填满了枕头
  西格里德·努涅斯：桑塔格的规则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作家影响散记
  卡罗琳·西伊：学者和小说家
  吉姆·谢泼德：“可在这点上我真正喜欢的就是你发明的这个令人惊奇的游戏”：约翰·霍克斯赏析
  谢里尔·斯特雷耶德：芒罗国
  伊夫琳·托因顿：母亲国
  丽莉·塔克：诱惑者
  埃德蒙·不特：哈罗德·布洛基
第二部分：我们读的书籍
  迈克尔·坎宁安：同伴
  萨曼莎·亨特：五百万头牛
  丹尼斯·约翰逊：关于瞎有的城市》
  ZZ·帕克：马德霍普和马弗里克一家
  阿妮塔·施里夫：得到它。沉浸其中。敬畏。学习。读麦克德莫特女士的书。欣赏书的开头。还在欣赏书的开头。抓住它。
  马莎·索斯盖特：纸质导师
第三部分：我们生活的时代
  克里斯托弗·卡斯特拉尼：在布雷德洛夫成长
  尼尔·戈登：请别写作
  迪诺·门杰斯图：编故事
  卡里尔·菲力普斯：成长的痛苦
  简·斯迈利：爱荷华城，1974
致谢
作者简介

    对名著怀有一种夸张的崇敬之情，这可能吗？有好多年之久，我都认为，想写的作品如果比不上《魂断威尼斯》或《到灯塔去》，这样的作家，就不是我想当的作家。结果，从纽约的王后大学毕业后，我什么小说也没写。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尝试着写了诗歌、戏剧和短篇小说，发现我那时的天赋主要在易如反掌的对称方面，还可以把通常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进行老套乏味的转换。1963年秋天，我读了研究生。我给《国家》杂志投了几首诗，然后接到了丹尼斯？莱弗托夫的来信，信中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我已经触及的“创作”。“显然，你很有希望，”她这么写道，“但我建议你试试写点别的东西。”当然，一个年仅二十一岁但希望更大的男孩感动之下很可能会给莱弗托夫女士寄去一张字条，告诉她见鬼去吧，然后回头继续干活。然而，接下来，我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能很快写出可以和《星期天早上》媲美的作品来，或是把我正在写的近作写成索尔？贝娄的《只争朝夕》那样的作品，我倒是满心希望自己是这部作品的作者。
    和写作有关的事，哪怕只是沾点边，都从来没有让我受过罪。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在《异议》和《党人评论》这些杂志上发表书评和文章。1965年，我成了《大杂烩》新季刊的编辑。在这份杂志中，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刊发我喜欢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一直不情愿去写我已成竹在胸的故事。很快，我便装作可以把所有想说的话都通过写文学评论和评论性著作说出来。毫无疑问，这个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而我对这原因也不甚了了。我的这种不情愿与所谓“靠岸航行”没有任何关系。我发现自己经常因为发表的文章而卷入争论当中。对那些我大多数朋友和学界同事都接近赞同的文化的方方面面，我却特别乐于牢骚满腹。当然，如果我在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继续写小说的话，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可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怀疑，我对辩论和论战的喜爱会影响到作品，使作品在教育方面郑重其事，过分武断，这是很致命的。
    无论如何，好几年之久，我不再写小说，甚至想都没想过。1990年，年近五十的我携妻子佩格和小儿子一起到佛罗伦萨去度学术假。佩格一直在读意大利作家纳塔利亚？金兹伯格的作品，给她写信，不断赞美她的长处。到10月份，金兹伯格邀请佩格去罗马做客。把你的家人带来，金兹伯格建议。可我的意大利语很差，而曾在伦敦住过一段时间的金兹伯格也认为，她的英语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觉得自己优选还是别碍手碍脚，于是整个漫长的下午都陪着儿子在纳沃纳广场附近闷热的罗马街道上玩，冲进旁边有空调的麦当劳餐厅吃点心和冷饮，和年幼的加布里埃尔一起猜测，他妈妈在街角会受到她的偶像怎样的接待。我的背包里放了本金兹伯格的书：《家庭言论》。九岁的加布里埃尔想听时，我就大声读给他听。我们都认为，“妈妈”和那位七十四岁的作家在一起一定过得很愉快。
    到11月，我已经读了四本金兹伯格的书，包括她写二战的小说《我们所有的昨天》和一本更近期出版的书信体小说《城市和房子》。很快，我们又回到罗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下午。金兹伯格为佩格做了午餐，还坐下来接受了两个小时的录音采访，计划刊登在《大杂烩》专门给金兹伯格出的一期专刊上。我再次陪我们的儿子在室外玩耍，尽量不去妒忌佩格和我从未谋面的人待在一起的那几个小时。佩格并不特别神魂颠倒，可这位作家这么显赫，且有感染力，我自己倒是感到相当满意。
    我从未见过金兹伯格――我们造访罗马后，又过了几个月，她便去世了――她的作品有被翻译过来的，我则成了她的作品的粉丝，然后在文学课上教授她的作品。终于，很多年以后，我给《哈泼斯》杂志写了篇关于她的文章。但佩格陷得更深。20世纪90年代末，她开始用想象的金兹伯格的声音创作诗歌，讲述了她在纳粹时期在意大利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常常虚构金兹伯格晚年的经历。从她的嗜好看来，还挺像那么回事。诗歌结集出版，名字叫《硬面包》，200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佩格之所以被金兹伯格吸引，是因为她的作品既有痛苦的成分，又有甜蜜的成分，而那是不大可能做到的。金兹伯格还有接近不顾时尚和礼仪的写作能力，这也是原因之一。虽然金兹伯格有很多忠诚的朋友，但当她认为这些朋友违背了他们的天赋或者没有尽到责任时，她就会不假思索地发表文章，说出令人震惊的话来。尽管她认为女性应该有权决定要不要流产，有权决定其他事情，但她还是强烈反对那些表面有见识的女性把她们的生育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认为流产本身并不是坟墓，甚至算不上是可怕的选择。她觉得，很多知识分子对那些本来似乎就是麻烦事的事不太严肃。她虽然对女权运动的目标表示赞同，但也经常批评女权运动在精神和知识层面的不足。
    金兹伯格精神独立，说话没有一点装模作样的口吻，这当然也把我给吸引住了。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金兹伯格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耽搁已久的小说创作。她的句子铿锵有力、直截了当，且坚决果断，令人羡慕。即使是在承认自己困惑不解，或是力不从心的时候，她也态度明确。她不必刻意去找她写的那些缺陷，因为她已经了然于心，不会漏掉任何欠缺、邪恶和愚蠢的部分。读她的作品，你不会觉得她是蓄意挑刺，或是揭露这些东西是不受欢迎的。她既慷慨大方，又尖酸刻薄，程度是对等的。写作显然不是为了贬低别人，或者证明自己比她不喜欢的那些观点更高明。如果看到有明显的矛盾，她欣然接受这些矛盾，她也愿意让一个喜爱的人物沉思冥想：“这是白痴的想法，但他自己也可能碰巧有那种白痴的想法。”
    我寻思着是不是有可能把自己变成纳塔利亚？金兹伯格可能崇拜的那种作家？也许，那正是我自己有的白痴想法之一，而且不是偶然才有，而是经常有，根本就没想过这些想法其实一点也不白痴。事实上，金兹伯格喜欢的很多东西都是会让我接近目瞪口呆的，其他的东西则令她厌烦不已――像音乐和绘画――而这些却是我的所爱；显然，我也不能理性地改变我的喜好或是热情以满足她或是取悦她――即使她在身边鼓励我，或是取笑我初出茅庐的尝试，我也不能那么做。
    P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