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中毒事件调查

     《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事发于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王明中毒事件”，是一起歪曲和丑化中共党史并长时间在国际上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王明在其遗著《中共五十年》（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的叛徒行径》，又译作《中共半世纪与叛徙》中骇人听闻地诬蔑中共中央、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和主管医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自1975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以来，至今仍堂而皇之地被境外出版物不断地复制、贩卖和炒作为所谓的政治阴谋，影响极其恶劣，成为敌视中国以及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和诋毁诬蔑的新闻噱头，愚弄和欺骗了许许多多不明真相的人们。

   导语：现在可以说了
上篇 “左”·右·“左”——王明中毒事件背景考察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十二月会议
 三月会议
 六届六中全会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九月会议（1941）
 延安整风
中篇 人有病，天知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报告
 王明病了
 王明中毒了吗？
 大会诊
 谣言始于1943
 大审查
 王明在中央医院的日子
下篇 大江东去，浪淘尽——王明中毒事件后续影响
 九月会议（1943）
 历史决议
 朱豪医院“中毒事件”
 沉沦不归路
结语：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的
附录：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原始历史证据

    九月会议（1941）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检讨中共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史称“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是事实上掌控中共中央之后，在整风运动准备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在做好宣传舆论的积极准备之后，又从组织上做了充分准备，为他最终赢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解释权铺平了道路。他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 第一，制定关于组织纪律的两个文件。 一是制定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0周年。就在这一天，根据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接近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织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指出了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 二是制定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该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一个腔调，就是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增强党性。两相比较，起草的文件显然要比王稼祥起草的文件，在文字上要强硬得多。 第二，改组并成立新的学习机构。 一是成立调查研究局。1941年7月7日，在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发出了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亲自担任主任，任弼时任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兼政治研究室主任。同日，中共中央召开抗战四周年纪念大会，提出了中国当前内政外交十项基本方针的建议，并重申：“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二是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1941年8月29日，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由担任组长。9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组长，负责组织这一研究。会议还决定：组织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何凯丰、冯文彬分别任正副书记；组织大学管理委员会，由何凯丰、邓发、李维汉等九人组成；刚刚改名为马列研究院的马列学院再次更名为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 自1941年7月底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动作，连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改革中央机关的组织结构、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分工、延安学校合并等问题，并作出决议。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转移到晋察冀边区，撤销解散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青年干部训练班。对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问题，8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的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王明、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会议还决定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 这些日子，无论是出席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的会议，还是出席边区政府的会议；无论是受邀到各院校、单位作报告，还是起草各种文件、作批示，他提得最多的就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念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 在完成了这些大动作之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召开酝酿已久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中共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即1931年9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 九月会议因为王明的问题，会议开得一波三折，会期长达44天，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大会。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胡乔木和王首道一起担任会议记录。会议上，先后有28人次发言，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启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沉痛的检讨，不少同志是两次发言，有的同志甚至作了三次发言”。会议同时决定，《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九月会议期间，穿插开了多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 会议伊始，就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的话锋犀利，开门见山，激言愤语，甚至夹杂着一些个人情绪。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做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P1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