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本徐志摩传

这本《图本徐志摩传》由姜涛著，本书命名为“图本徐志摩传”，因为有大量的“图”。不是新画的插图，而是老照片。《图本徐志摩传》的编写过程，作者都花费很多精力去搜寻有关传主的各种照片资料。这本书在“图”这方面是下了大工夫的。照片在书中不是文字的附庸或者补充，而是经过精心的编排，其本身就构成书的主干部分，和文字同等重要。图与文互动映照，互为阐释，更生动也直观地叙说徐志摩的生平。那些斑驳陈旧的老照片不光为了“好看”，也是为了制造浓厚的历史现场感，给人某种冲击，加上文字的点拨，读者就愈加真切地感受到徐志摩及其所处的时代的那些情味。

第一章头大的顽皮小孩
第二章"弟子的也该烧了"
第三章在康河的柔波里
第四章与英国名士交接
第五章一个鲍尔雪微克
第六章小脚与西服
第七輋卷入文坛恩怨
第八章西湖记
第九章露棱角
第十章"活神仙"来华
第十一章"牛津式"的演讲
第十二章《志摩的诗》及其他
第十三章"逼死"副刊
第十四章是朋友还是仇敌
第十五章从《诗镌》到《剧刊》
第十六章爱上有夫之妇
……

    在浙江海宁，有个地方叫硖石镇。镇的两边有东、西两山，像一对恋人相望，中间有一条河流过，人称硖河。这里风景明秀，十分富庶，是大米和蚕丝的集散之地。镇上有一大户人家，姓徐，祖上是宋南渡时从汴京(今开封)迁到江南的，世代经商。到了20世纪初，已成为当地的首富。 徐家的主人叫徐申如，他为人精明、眼光远大，曾担任硖石的商会会长，除了继承祖上传下来的酱园、钱庄以外，还投资兴办了硖石电灯厂、蚕丝厂、布厂，在上海还有银庄票号，于沪杭一带的金融实业界小有影响。1908年，江浙两省筹建沪杭铁路，按原来的规划，火车从上海出发，直接开到杭州。徐申如以集资股东的身份，力争铁路改道经过硖石。当时镇上有人反对，还合伙捣毁过徐家，但徐申如坚持到底，最后顺遂了心愿。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开发交通，硖石后来的繁荣，多少要归功于这条“绕了弯”的铁路。 1897年，在徐氏老宅第四进院子的楼上，降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诗人徐志摩。最初，徐申如给宝贝儿子取的名字是章塘，字？森。“志摩”二字，是徐申如在儿子长大后又为他取的别号。作为家中的独子，幼年的诗人自然得到了不少长辈的疼爱，在山野和乡村中无忧无虑地成长，基本没什么波澜。后来，他在一篇散文中曾这样写道： 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斓，星月的隐现，田野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老师，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受教的弟子。 将自然认作是开蒙的老师，这样的说法在浪漫派的诗人那里，当然屡见不鲜。但望子成龙的徐申如肯定不这样看，他对儿子的学业，从小就抓得很紧。徐志摩4岁人家塾读书，自5岁起师从一位古怪的老师――查桐轸，又字桐荪。这位老师学问很好，但十分邋遢，不刷牙，不洗头，也很少洗脸，据说他终其一生也没洗过一次澡，如此不讲卫生，真是相当罕见。跟着这样的老师读几年书，学生会受什么影响呢？长大后，徐志摩这样反省过自己：“因懒而散漫，美其称日落拓，余父母皆勤而能励，儿子何以懒散若是，岂查桐荪先生之遗教邪！”13岁的时候，徐志摩的眼睛近视了，家人为他配了副眼镜，他那戴金丝边眼镜的经典形象，此时也就大致确立了。第一次试戴的时候，天已昏暗，这个小孩仰头一望，突然看到一片伟大蓝净的陌生天空，还有千百只神眼闪闪发光，一直穿过眼镜直贯到他的灵魂深处。他不禁大声叫道：“好天，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 戴上了眼镜，少年徐志摩重新认识了世界，也即将开始自己的“云游”了。1910年初，他离开家乡，来到杭州求学，进入了当时全省最有名气的杭州府中。在他的同学中，有个转学来的乡下少年，很是特别。大概由于环境的陌生，他总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宿舍中，都像蜗牛似的蜷伏，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这个少年后来也出了大名，他就是作家郁达夫。 在郁达夫的眼里，和自己畏缩的情态相反，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十分活跃，总是交头接耳，跳来跳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其中的一个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给人的感觉是，“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让郁达夫诧异的是，这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考起试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优选。俗话说：三岁看老。少年时代的徐志摩，聪明、好动、爱玩耍、兴趣广泛。成年之后，他性情也大致没变。过了十几年，郁达夫在北京又遇到了老同学，当年头大的小孩已游历了欧美，长于社交，但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以及笑起来的样子，同记忆中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不少人出身贫寒，或年幼时家道中落，看见过世人的真面目，体验过人生的挫败与困顿，所以日后难免性格狂狷，思想激进。徐志摩则不同，出身于富商之家，从小衣食无忧，成人后除感情生活一波三折外，其他方面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生活上虽没极尽奢华，但基本也算处优养尊，所结交的也都是学者名流、绅士显贵。他的文化性格，他的行为方式，自然与那些“穷小子”不同。1923年，徐志摩在上海曾与好友胡适、朱经农，一同拜访了郭沫若，他们的见面，颇具戏剧性。在日记中，徐志摩记录了当时的一幕： 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谛视，不识何意。经农竞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竞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这真是一场尴尬的会面。本来，对于郭沫若的新诗，徐志摩很喜欢，读后还曾惊叹“华族潜灵，斐然竟露”。在早期的诗坛上，还有人将二人写作并举，分别代表新诗的不同阶段。但生活环境和经历的差别，使他们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彼此之间的隔阂，也终难打破。有趣的是，比较一下他们年轻时的照片，海边赤裸的郭沫若，一身英武，一脸“狂叛”之气；徐志摩则显得温文尔雅，眼神里还不乏天真。P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