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十年（1）：1986-1990

《〈读书〉十年1(1986-1990)》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1986年到1996年是当代中国社会不同寻常的十年，也是中国思想学术界经历了兴奋、挫折与彷徨的十年。《读书》这份三十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文思想杂志，见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历程，与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深刻变化。本书以《读书》编辑部的日常事务、编著往来为中心，记录了当时与《读书》发生往来的知识界的种种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读书〉十年》系列的第二集（1991—1993）、第三集（1994—1996）将陆续出版。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一九五四年生。浙江诸暨人，长在北京。初中毕业后插队，回城后为果品店司机。一九七九年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一九八四年考入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调入《读书》编辑部。一九九六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意从事名物研究。著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两卷）；《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

序一(沈昌文)
序二(吴彬)
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年
后记一
后记二

    一九八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一) 正式去三联上班。 到底去哪一个部门，还没有定呢。 一会儿，头头们来齐了，开碰头会，坐在这边的屋里，可以听到那一边的大声说话，还有突然爆发的一阵大笑。 过了片刻，董秀玉走来悄悄对我说：“还是想让你去《读书》，苑兴华不干，他说，你们去问她本人，在不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她一定愿意来著作室。”她是笑着说的，我也笑笑，情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去《读书》。 下午，三联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沈昌文、董秀玉)一起和我谈话，谈了两个小时，很诚恳，很坦率。 坦率介绍了《读书》的过去和现在(主要是现在)，虽然举的都是令人不满意处，但偏爱之情仍是溢于言表。看来王焱是二位经理十分器重的一员干将，说他聪明极了，知识面非常广，工作能力也很强，只是太懒散了。对吴彬也很赏识。总之，董说，《读书》的编辑素质很高，在整个三联是佼佼者，但主要的问题也仍然是懒散。 让我去《读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全面地锻炼―下，二是抵消一部分编辑部内存在的消极因素。 说来我与《读书》真是缘分匪浅，从它创刊到现在，每期推荐阅读，甚至可以说，是《读书》引导我走上了读书的路，对建筑、对音乐、对美术，以及其他等方面的兴趣，几乎皆是源于《读书》。从八四年第十期的一方小豆腐块，我开始由读书走向评书，去年发了三篇，今年发了五篇。我一直是热爱它，感激它的，或者说，是充满感情，但以前，始终是站在外围看它，而今，却要进入它的内里，并且成为它的一个成员了，这不是有点戏剧性么。 沈、董二位似乎对我寄予厚望，这却使我分外不安，以至于有点怀疑自己的能力。 当然，要努力干，非常努力的。 收到钱春绮先生寄赠的《尼采诗选》。 在灯市口中国书店购得《李商隐诗选》、《北京地名志》。十二月十六日(二) 上午去编辑部，听倪乐交代她的那一摊工作。我最生疏的还是版式，学会并不难，搞好却不容易。 又交给我外国文学出的那一套小丛书，这是绿原抓的稿子，让我写出介绍来，明天就交稿。 收到杨绛寄赠的贺年片，看到那清秀工整的字迹，心头不由得涌上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十二月十七日(三) 今日落雪，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上午去编辑部，看第二期的发稿过程，下期就该我接管了。十二月十八日(四) 倪乐已将办公桌的全部抽屉腾空，然后一一向我交代工作，她手中存的可发的稿子并不多，整个发稿过程是琐碎而又紧张的，一点延误不得，一点马虎不得。 从“光明”到《读书》，每月少了三十元编辑费，静坐家中读书的时间也变得很少了，迮卫开玩笑地对倪乐(她已调到翻译室)说：“你是弃暗投明了。”那么我呢，岂非真的是弃“明”投“暗”了？平心而论，“光明”的工作的确是轻松的，各种“费”也很多；不过，在《读书》工作是锻炼人的，我付出的代价会换回什么呢，一时还很难说。 十二月廿日(六) 在绒线胡同购得《简爱》、《□溪诗话》。在建工出版社购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 到紫竹院的社科院宿舍访张佩芬，只有她_人在家，居室很宽敞，布置得也很雅洁，讲定星期二给我一份评《荒原狼》的稿子，这一两年，她都在全力编译《黑塞研究》。 前行三幢楼，便是丁聪的家了，一位很和善很爽快的老头儿，他自言七十，看上去也就刚刚六十，今后就要月月和他打交道了。十二月廿一日(日) 到小庄北里的文化部宿舍访萧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