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面孔和背影

《花城》杂志由此主编“家族记忆”丛书，将一年六期的六篇作品结集精编出版。今年将隆重推出第一辑――《远去的面孔和背影》。作品均是精品，或是作者的成长记忆，或是他们的家族往事。体裁没有，思想不做束缚。 《远去的面孔和背影》的开篇是著名作家荆歌的《父亲？母子对话》，文中作者回忆自己与父母一些难以用言语尽诉的往事，以一种冷静的口吻，深入挖掘，赤裸裸地揭开内心的隐秘和伤痛。对人性的揭示，对亲人的叙述，不掩饰、不美化。当年欲说还休的事情，今日已时过境迁，可以诉诸文字。即使再坚硬冷漠的人，在家族、亲人面前也会撕开面具，回归到最真实的自我。北岛的《父亲》、刁斗的《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等力作，也都各具特色，不拘一格。当年纯粹真诚的情感与当下不断变化的世道人心形成强烈对比。

父亲？母子对话
关于母亲，我说不清
芳香年代
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
父亲
风花雪月

    父母亲的感情到底如何，我还真不太好评价。年轻的时候，婚姻最初的那一段日子，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当然会彼此思念。但是，我至今也未见到过一封他们的情书。如今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他们的遗物中，也没有一封情书。我只保留着一封父亲1980年写给母亲的信。当时，他在某个地方暑假疗养。 在婚姻最初的岁月里，他们不可能不彼此思念。他们需要对方，当然包括对方的身体。但是，他们天各一方，很少能够见面。即使见面，也是来去匆匆。 也许对于父亲来说，他生活的全部，就是桃源农中，那所处在穷乡僻壤然而生机勃勃的学校。整天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们年轻、健康，他们中，不乏美丽青春的少女。这样一个封闭然而生机盎然的集体，一定是大大减弱了父亲对他年轻妻子原本应有的思念和牵挂。 而母亲，则在物质靠前匮乏的年代，独自抚养着我。她的无助，是可想而知的。 她终于决定放弃苏州城里的工作，调到吴江来，与父亲团聚。 而这时候，差不多也开始了。 针对父亲的批判和冲击，扑面而来，不断升级。先是大字报，贴到了住宅外面的墙上，接着，家门被刷上了标语。再接着，是野蛮的抄家。最后，因为要挂牌开批斗大会，父亲用镰刀割了脖子。 本来也许会有的团聚的欢笑和幸福，被眼泪和恐惧所取代。 因此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亲是很少有欢笑的。他们夫妇间，似乎从来都没有过轻松愉快的交谈。我从未看见他们有任何亲昵的举动。拉手、拥抱、亲吻、相视而笑，这些全都没有。他们不多的交谈，永远都是严肃的、沉闷的。以至长期以来，我以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当我有一天，懂得了我是从何而来时，我非常惊愕。我无法想象，我的父母亲，是如何将我制造出来。他们会在床上做爱吗？这对我来说实在难以想象。甜蜜和快乐，似乎从来都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是和苦难相伴。愁眉苦脸和相顾无言，才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只有在有学生上门的时候，家庭里才奢侈地出现欢乐轻松的气氛。这时候的父母亲，眉头舒展了，说话也变得爽朗起来了。许多时候，我是看不见父亲大笑的。他的笑声，总是从很远的学校办公室那边传过来。因为那么多年中，我们家都是住教师宿舍。在学校的某一隅，我偶然能听到远处父亲的笑声。风把他大笑的声音送过来，那么爽朗，那么由衷的快乐，仿佛发出这笑声的人，从未经历过苦难，从未有过挫折和悲伤。它是父亲的笑声吗？是的，我从未怀疑。只不过，这笑声，不属于家庭，我从未能亲见。它只在校园里发出，在我目力不及的办公室里，凭借着风，传送到我的耳朵里。那是另一个父亲，是身为教师、教导主任和副校长的父亲，而不是家庭里的父亲。 这么多年来，父母亲基本没有打过架。专享的一次肢体冲突，是发生在我13岁那年。我记得，先是父亲狂怒地扯断了他们房间里的电灯拉线开关，接着，听到母亲的大哭。她一边哭，一边说：“我又不是你的保姆，要被你打啊？！” 今天，她的哭声犹在耳畔。 那一次，父亲真的是打了母亲吗？后来，据母亲说，他是踢了她一脚。踢在什么部位，母亲撩起裤管，给我看她的小腿。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受伤的痕迹。所以我一直无法确定父亲到底是否真的踢了她一脚。然而当时父亲的暴怒我是亲眼所见。他为什么要那么愤怒？其实这不重要。因为对我来说，他狮子一样狂吼的样子，实在是屡见不鲜。他对两个儿子，总是那么凶。在他的身体里，有足够多的愤怒，可以随时，并且是无穷尽地向他的儿子发泄。打骂儿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他很少对母亲发怒。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他怕母亲，或者说他对母亲有多温柔。在家庭中，他始终都是主导，是绝对的权威。他不愿意管的事情，谁都别指望他管；而他所做的种种决定，又是谁都不能改变的，甚至是谁都不敢试图去改变的。 母亲基本上是逆来顺受的。父亲很少对她发脾气的原因，我想也正是她的沉默和不反抗。她很少和他争吵。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干什么都是正确的。当然他事实上并不干什么。回到家，他就在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封闭起来，一个人泡一杯茶，坐在那里，或看书，或读报，或跟着小收音机学英语。他不理睬任何人，仿佛除了他，家里就不再有其他人。仿佛他是穿上了一件与世隔绝的外套。母亲从来不去打扰他，她默默地做着家务，管理我们两兄弟，吩咐我们做这做那。我和哥哥，生炉子的生炉子，去河边拎水的拎水。我们母子三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另一个原因，我认为，父亲内心的厌恶和愤恨，常常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发泄得差不多了，很畅快，他想骂就骂，想打就打，语言恶毒，出手够狠，他已经没有必要再和母亲发生冲突了。只有偶尔，他打骂我们犹酣之时，母亲轻微地表示出了一点儿不满，父亲发现了，就会暂时将矛头指向母亲。他会很不客气地对她说：“都是被你惯坏的！”其实他的这种责备，真正指向的，还是我们这两个不争气的儿子，两个“讨债鬼”，两个“危害人民的寄生虫”，两个“一辈子都不会有任何出息的窝囊废”。P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