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话语的挑战者——库切四部开放性和对话性的小说研究

    本研究从叙述时态、叙述人称、叙述视角、整体修辞结构等形式层面切入四部库切小说，有机融合叙事理论和巴赫金小说杂语及对话理论，并层层剖析了库切作品与历史现实和历史话语的复杂关系。通过翔实的理论构建和细致的文本分析，本书弥补了库切研究在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方面的长期不足，对于全面认识库切小说诗学具有重要意义。

绪论
第一章 库切的小说观
   第一节 库切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历史话语的质疑
   第二节 探寻真理的对话性小说
第二章 挑战历史书写模式的尝试：《等待野蛮人》的时态
   第一节 与故事同步的第一人称现在时叙述
   第二节 未能贯彻始终的现在时叙述
   第三节 反思：叙述能够传达历史真实吗？
第三章 对历史叙述方式的反思：《福》的第一人称叙述
   第一节 多环节的叙事交流体系
   第二节 库切的第一人称叙述实践
   第三节 苏珊的历史和星期五的舌头
   第四节 展现身体和痛苦的权威性：虚构小说的力量
第四章 对历史话语二元对立的体现和反抗：《耻》的聚焦和反聚焦
   第一节 《耻》中的人物聚焦和相关争议
   第二节 历史中的个人：小说前半部的人物形象和主题铺垫
   第三节 历史二元对立框架的局限性：从卢里的眼光看他人
   第四节 聚焦和反聚焦：叙事距离调节的主题意义
第五章 挑战历史话语的独调性和封闭性：《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对话性探索
   第一节 巴赫金复调小说和读者
   第二节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对话性
   第三节 历史中的野蛮精神及其艺术再现：《罪恶问题》激起的思考与争鸣
结束语
参考文献
致谢

    二、在《等待野蛮人》中的主题意义
    那么，这种手法在《等》中的运用与小说的主题是否有联系呢？我们看到，由于库恩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修改现有理论的意见,所以她的论述基本不涉及对《等》这部小说的主旨分析；而费伦则主要阐释了文本中现在时叙述在读者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修辞效果，他认为，这一叙述模式很明显的效果在于：执政官和文本之间与库切和文本之间两种关系的区别被加强了——作为叙述者的执政官无法控制他的故事，而作者库切则对故事的发展已经有了安排与计划。当叙述继续前进的时候，库切则将现在时叙述的这一效果与执政官作为人物叙述者的特点之一结合了起来，很好有力地再现了执政官所处的困境，同时也使得读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首先，库切笔下的执政官是一个善于反省的人物，然而库切却将他放在了一种永远不可能通过时间距离对其经验作系统回顾的叙述情景中，由此，执政官的理解仅仅以碎片的形式出现、永远都有修正的可能。其次，回顾性视角的缺乏使得作者的读者对叙述的前瞻性体验与执政官的经验很好类似，由此带来了两种效果：其一，我们的理解就如执政官一样是部分的、暂时的；其二，尽管我们对人物身后作者的了解意味着我们的理解可以超过人物，我们却常常要竭力保持与执政官行为和思想之间的距离。费伦认为，库切通过靠前人称同时现在时叙述来操控读者距离，正是为了彰显小说的“共谋地位”这一主题。库切意图使读者对执政官的行为作两种反应，首先通过执政官无力摆脱共谋地位这一事实，了解共谋地位的强大威力；其次，认识到执政官由其身份和以往经验所限,无法更进一步摆脱这一地位。在费伦看来，这种叙述手法的优选效果在于可以使读者跟随主人公的“一刻接一刻的实时经历”，给读者“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对于难以避免的共谋地位的切身体验”，读者只有在同故事同时现在时叙述中才能紧紧跟随“经验自我”踉踉跄跄的每一步足迹，跟随他体会共谋地位的威力，并以此反思自己的行为。
    费伦的评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同故事同时现在时叙述在《等待野蛮人》中产生的修辞效果。然而，这一效果用靠前人称内聚焦过去时叙述（即接近表现“经验自我”视角的过去时叙述）并非达不到，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中费伦对《永别了，武器》和《我的老爸》的阐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时费伦的评论也没有考虑到除《等》之外库切运用现在时叙述的其他作品，因此，笔者认为这一解读仍然没有切中要害。更加重要的是，费伦和库恩这两位叙述学家都没有看到，尽管靠前人称同时现在时叙述构成《等待野蛮人》中的常规叙述时态，小说中仍然不难看到叙述过去时的踪迹。库恩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全部用现在时叙述”；而费伦尽管引用了小说中两个篇幅很长的段落来说明文本产生的修辞效果，但他没有注意到、或至少没有指出，这两个段落使用的恰恰是过去时态。所以，《等》中叙述现在时与过去时之间的转换亦构成了一个以往评论忽视的内容。在笔者看来，以往评论要么孤立地探讨文本的主题，要么从叙述学理论建设角度单纯探讨叙述时态，却没有在这一特殊叙述时态与这部小说对历史的反思之间建立关联，更没有看到文本中叙述时态的转换以及这一转换与作品主旨之间的联系。所以，本文试图将对《等》的主题和叙事技巧两方面的探讨结合起来，以弥补以往评论的不足。
    费伦和库恩都提到了现在时叙述这一手法突出了文本的虚构特性。在这一点上，斯坦泽尔在《叙事理论》靠前章对亨利·詹姆斯写作笔记的分析也许能为我们的思考提供进一步的帮助。詹姆斯的作品构思笔记让我们看到，作家在创作伊始、处于构思阶段的时候通常都会使用现在时态概括故事情节发展的轮廓。斯坦泽尔认为现在时态的这种用法点明在这一阶段作者仍然可以自由改动人物和情节等要素；而一旦变为过去时态这种“现实主义叙述的常规模式”，“人物和情节之前享有的可变性”则在优选程度上被抹去了。斯坦泽尔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部分传统作家如菲尔丁才偶尔会在小说中戏谑地暗示小说人物仍然受控于他们的全知创作，而部分现代派小说则开始质疑这种现实主义常规，开始在小说中将现实主义描写与可变性主题并置起来，如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给出的三个不确定结局。
    按照这个思路，不论是菲尔丁式的戏谑，还是福尔斯式的多重结局，都是小说作者为了避免文本的封闭性所作出的尝试。那么，与这两种手法比起来，索性放弃过去时叙述这一延续千年的叙述常规，恐怕是很为简单却也很为有效的保持文本开放性状态的一种有效手段。笔者认为,这也是库切在大部分作品中采用了现在时叙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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