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英模 第二辑

《开国英模: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第2辑青少年版)》主要内容：历史不该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双百”人物评选，新中国成立后规模优选的一次人物评选，世人瞩目；百位英雄人物，成长与革命，真实再现，读之潸然；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经典，情感的共鸣，精神的洗礼，一生奋进的财富。

邓中夏（1894—1933）
陈树湘（1905—1934）
邓萍（1908—1935）
瞿秋白（1899—1935）
方志敏（1899—1935）
钱壮飞（1896—1935）
谢子长（1897—1935）
聂耳（1912—1935）
刘志丹（1903—1936）
董振堂（1895—1937）
吴焕先（1907—1935）
刘伯坚（1895—1935）
卢德铭（1905—1927）
江上青（1911—1939）
李硕勋（1903—1931）
赵一曼（1907—1936）
八女投江
杨靖字（1905—1940）
李林（1916—1940）
左权（1905—1942）

    最早主张南昌起义反王明种祸莫斯科
     1927年7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中央派遣邓中夏于7月20日到九江，与、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一同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上，、邓中夏最早提出发动南昌暴动的建议。随后，邓中夏又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并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邓中夏任江苏省委书记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委，并曾兼任中央军事部代部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受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开展武装斗争，部署宜兴、无锡、海门、江阴、崇明等地农民暴动，恢复上海工人运动，建立城市工人秘密武装“打狗队”。
     1928年2月，邓中夏任广东省委书记，赴香港、广州等地恢复和发展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严重摧残和打击的党组织，在险恶的环境中艰难地开展工作。
     1928年5月，邓中夏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又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在莫斯科，他总结中国职工运动初期的经验，撰写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共产国际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而创办的学校。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一手扶植下，于1927年下半年兴起的王明集团控制着中山大学党支部。为了巩固在中山大学的权势，扩大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他们打着拥护共产国际的旗号，利用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政治形势，大肆开展派系活动，打击异己。
     王明集团的做法，引起中山大学广大中国学生的不安和愤怒，纷纷写信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申诉。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特派邓中夏、徐飞前往中山大学进行调查。
     在调查处理中大学生问题的过程中，邓中夏、瞿秋白等察觉到米夫培植王明集团夺取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野心，为了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他们与米夫、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进行了公开斗争，曾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提出撤换米夫中山大学校长职务的建议。
     中共代表团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做法，触怒了米夫和王明等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视为夺取中国共产党中央权力的首要障碍。1929年秋，他们利用苏共“清党”之机，把大批反对过他们的中山大学学生诬蔑为参加“第二路线联盟”的反党分子，而把邓中夏、瞿秋白等人打成中山大学“反党第二条路线联盟”的支持者。
     1930年，共产国际作出了《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责瞿秋白、邓中夏等人领导和支持了中山大学的派别活动，要求中共中央更换代表团成员。不久邓中夏等奉党中央命令，相继离职回国。
     蒙冤湘鄂西坦荡面对
     1930年7月，邓中夏回国到达上海，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担任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
     邓中夏于1930年9月上旬到达洪湖苏区后，与贺龙一道，呕心沥血，领导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为巩固和发展湘鄂西根据地，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当时由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要求攻打中心城市的影响，结果湘鄂西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
     邓中夏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搞武装斗争对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因为缺乏经验而盲目执行中央的错误指示，导致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于出现的问题，他毫不推卸责任，他曾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于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由我负主要责任，虽然我在第二军团没有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该负责。”
     早已对邓中夏怀恨在心的王明一伙，虽然知道邓中夏对红二军团没有下达作战指令的决定权，仍然对邓中夏抓住不放，蓄意进行报复。
     王明控制下的党中央，先是在《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行动问题的决议》中，指责邓中夏在莫斯科期间犯了反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回国后又没有认错改错的表现，不该重用。接着又致函湘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除了指责邓中夏执行了“立三路线”外，还由于邓中夏出生官僚地主家庭，硬说他犯了“富农路线”；南征受挫，邓中夏为了保存红二军团实力，带领余部退回湘鄂西根据地，又被视为“上山逃跑”，要求立刻撤销邓中夏“机会主义者”的领导权。
     遭到王明集团无情打击的邓中夏，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并强迫他接受所有的罪名，尽管对那些罪名无法接受，但是为了遵守党的纪律，他还是表示服从党中央的处分决定，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
     1931年10月起，邓中夏本着从严要求自己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到湘鄂西苏区一年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回顾与反思，写出了一份长达七万多字的报告送交检查。在报告中，他没有因为遭受诬陷而回避自己的错误，对工作中的失误勇敢地承担了责任，他希望党给他深刻的教育，并按所犯的错误程度给予应有的处分。
     然而，忠于执行王明一伙旨意的红二军团新政委夏曦，为了达到打倒邓中夏的目的，竟于1931年12月9日，做出了《对邓中夏同志的决议》，除重申邓中夏所犯的严重错误外，还以认错态度不好为由，决定给邓中夏严重警告处分，并要求党中央讨论他的党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