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某些台湾学者的立场:同心圆理论
关于台湾历史学的讨论,最麻烦的是政治化问题。我的评论不可能接近摆脱两岸立场的差异,但是,我试图尽量从学术角度讨论而不作政治价值的判断。对于“中国”这个议题,台湾方面某些学者当然一直有相当警惕,他们对于大陆用现在的中国政治领土来界定历史中国,有种种批评,有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如一个叫做吕春盛的学者,对大陆流行的四种关于“中国”的论述,都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他说,要界定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上的中国”,恐怕也几近是不可能的事。
避免界定一个包括台湾?“中国”,避免一个包含了台湾史的“中国史论述”,试图超越现代中国政治领土,重新确认台湾的位置,这一思路当然掺入了现时台湾一部分历史学家太多的政治意图。不过,在历史学领域,确实也有人从台湾本土化的愿望出发,借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之风气,重新检讨中国史的范围。其中,一些台湾学者提出了“同心圆”的理论,拥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杜正胜先生。在一篇相当具有概括性的论文中,他说,“到1990年代,此(指台湾代表中国)一历史幻像破灭觉醒了,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中国中心转为台湾主体,长期被边缘化的台湾史研究,已经引起学生的更大的兴趣。我提倡的同心圆史观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属'的认识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他觉得,这是反抗文化霸权,因而试图瓦解传统的“中国”论述,代之以一个以台湾为中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作为历史论述的空间单位,即第一圈是本土的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史,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一直到世界史。
在杜氏的理论背景中,除了依赖区域史与世界史论述,分别从“小”与“大”两面消解“中国论述”之外,把“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分开,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柱。由于杜氏的论述是建立在把“台湾”从“中国”认同中“拯救”出来的基础上,因此他强调,所谓“中国”是在战国晚期逐渐形成的,“此'中国'与以前具有华夏意味的'中国'不同,它进一步塑造汉族始出一源的神话,汉文化遂变成一元性的文化,这是呼应统一帝国的新观念,接近扭曲古代社会多元性的本质”,这种依赖于政治力量的整合,使被强行整编到中国的文化,又随着政治力量进入“中国”的周边地区,改造土著,因此,“汉化”这个过程,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文明化(华夏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统合的历史,在强势力量的压力下,土著只有汉化,因为“汉化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坚持固有文化者遂被主流价值所鄙视”,因此,按照他的说法,台湾是被迫整编进中国论述中的,要增强台湾的族群认同,当然就要破除中国文化同一性神话,这种所谓同一性,不过是在政治权力的霸权下实现的。
他们觉得,这是祛除台湾文化认同与历史叙述的“混乱”的良方。但是,且不说这种论述的历史依据如何,从历史论述上看,台湾的清晰,带来的是中国的残缺,原来似乎没有问题的中国论述,在这种“离心”的趋向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混乱”。2003年底,在庆祝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的会上,作为原所长的杜胜,又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讲话,其中提到当年在大陆时,傅斯年等人一方面提倡近代性的历史学,即“不该有国情之别,只有准确不准确,可信不可信”的学术,但是一方面又由于内心关怀和外在环境,有很浓烈的“学术民族主义”,这种“学术民族主义精神使史语所扮演另一个爱国者角色”,可是,如今却不同,他在第六节《期待新典范》中提出,“史语所在台湾,客观情境让它跳出'中国'这个范围的拘限,让它走出与人争胜的'国'耻悲情”,这个时候,他提倡的是“超越中国的中国史”,是“从台湾看天下的历史视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