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苦旅

张宝明所著的《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苦旅》在注重历史感的同时，重点关注的是人物文化内核中最为敏锐、活跃或说到现在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火花。在历时性中体现共时性，在回眸过去中体现当代性，在价值的摄取里体现批判性，在司空见惯的思想资源里渗透着强烈的生命体验与感悟。在具体的章节叙论中，分论与合论相结合，先分后合是各个章节的共性。分论，一般是从介绍人物的生平和思想经历开始，然后对其思想内核中最关键和最富“意义”的资源做必要的涵盖与分析，力求对人物思想的来龙去脉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合论，则将该思想模块人物间的趋同与个性特点作为推销的“卖点”。

张宝明 男，1963年8月生于安徽蒙城。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获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武汉大学出站博士后。现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文化思想史研究。曾在《文学评论》、《南京大学学报》、《学术界》、《福建论坛》、《天津社会科学》、《文史哲》、《文艺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发表、转载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自由神话的终结——20世纪启蒙阙失探解》、《忧患与风流——世纪先驱的百年心路》、《20世纪：人文思想的全盘反思》、《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等多部，共计100余万字；主编《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哲学思潮卷、社会思想卷)。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各2项。200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重量人选称号。

前言  在苦旅中憧憬未来
第一章  “改造国民性”：世纪初的主潮
  第一节  “新民说”：世纪启蒙的发轫
    一、梁启超：“两头不到岸”的思想之舟
    二、“国民性”：“公德”与“私德”的交战
    三、“自由”与“权利”的歧义
  第二节  《新青年》：世纪的风流
    一、陈独秀：由民主而自由的历程
    二、“新青年”：被唤醒的雄狮
    三、“个人”与“社会”的砝码
  第三节  鲁迅：永远的“国民性”
    一、“精神界之战士”
    二、阿Q：“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三、“思想自由”与“民众合力”的吊诡
  第四节  现实关怀·社会关怀·人生关怀
    一、着眼点：同立于思想晕轮的圆心
    二、兴奋点：“同唱一首歌”
    三、归宿点：来自不同终端的关怀
第二章  自由主义三代人
  第一节  “自由”：“群己权界论”
    一、严复：激活于英伦
    二、自由：“群”与“己”的摇摆
    三、两种自由的涵盖一
  第二节  “自‘由”：“健全的个人主义”
    一、沐浴在“关雨”中
    二、胡适：内倾的自由观
    三、永恒的价值资源
  第三节  “自由”：“高度的自由”
    一、“五四的儿子”
    二、殷海光：“自由与民主”的辨析
    三、“高度自由”的精神
  第四节  自由：并不一致的代价
    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二、自由的基线
    三、“自由”的歧路
    四、“自由”的结语
第三章  激进意义下的精神类型
  第一节  “恨铁不成钢”
    一、“世家子弟之桀骜者”
    二、谭嗣同：诗意浪漫的“激进”
    三、两难：殉道者的悲患与乐观
  第二节  学问家与革命家
    一、双重角色的扮演者
    二、章炳麟：“用国粹激动种姓”
    三、“依自不依他”
  第三节  深情的历史选择
    一、书生革命家的情怀
    二、：“调和”的价值意义
    三、“一力之独行”
  第四节  拒绝平庸：对激进主义检讨的再检讨
    一、“自我”膨胀：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胜利法
    二、“个性”消泯：以“心”入世的乌托邦
    三、“心不从心”：另一种逃避
第四章  保守主义：另一种文化资源
  第一节  拯救与逍遥：文化功夫释义
    一、“文化怪杰”
    二、辜鸿铭：“富于想象的理性”
    三、“守”出真性情
  第二节  “整合”：面对“迷乱之现代人心”
    一、“东方之子”
    二、杜亚泉：无法化约的“保守”
    三、“统整”：来自世纪末的初步评价
  第三节  吊诡：在“可爱”与“可信”之间
    一、孤独的哲人
    二、王国维：“科学”与“人文”紧张的典型个案
    三、“死”的意义拷问
  第四节  守成：中心与边缘的涂改
    一、“尴尬”的启示
    二、差异：在谐和的同唱里
    三、相对于“激进”的评价
第五章  “新儒学”：世纪末的复出
  第一节  定位：在文化三路向之间
    一、“新儒家”第一人
    二、梁漱溟：“文化三路向”之说
    三、“中国文化要义”
  第二节  “文化更新”：“以人文精神为中心”
    一、海外新儒家第一人
    二、钱穆：“人生三路向”
    三、“历史”视野下的“特殊精神”
  第三节  “三统”并建之路向
    一、孤傲的后来者
    二、牟宗三：“离教”与“圆教”
    三、“三统”：道德理想的深层言说
  第四节  “新儒家”：化解紧张之后的紧张
    一、“返本”：一个基本信念的确立
    二、“开新”：体系内部的紧张
    三、文化及其承诺
结语  在憧憬中感念苦旅

    梁氏的思路不可谓不清晰。他对自由的解释也是头头是道。从学理上说，他对自由的理解接近合辙。由此演绎出的自由“精神”底蕴也可以说是切中要害。他列论的四民平等问题、参政权问题、属地自治问题、信仰问题、民族建国诸问题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自由政治哲学命题相比也不离其宗。凡此种种，都表现了一位思想家的智慧。
     在20世纪开始的前一年，即是1899年，梁氏接触并接受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的思想；无独有偶，就在他接受这位英国大师影响的时候，另一位有名的法国激进思想先驱卢梭也闯进了他的生活。两位西哲的风流与潇洒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我们可以说生命不可承受太轻，但看看梁启超承受的如此之重又不能不感慨中国思想家在动荡岁月里承受的太多了。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大量引用介绍了穆勒的《论自由》。在这里，“人各有权”的中心移到了“权各有限”的坐标上，他接近忽视了自由主义大师的思想内核，成为一位不自觉的“集权主义”辩护士。何以出此言？试问：面对一位饥肠辘辘的乞讨者，你与他大谈特谈“吃的太饱”的滋味，不是在拿他寻开心吗？在中国，根本不是什么“人民之权无限以害及国家”，而历来是“政府滥用权限侵越人民”。对此，梁氏也不是没有认识。比如，梁启超就曾站在思想背景的角度论述道：“中国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两者其形质同而精神迥异”。然而，不可思议的话也同样出现在他的文章中：“权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滥用其自由也。滥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谓野蛮之自由；无一人能滥用其自由，则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谓文明之自由。非得文明之自由，则国家未有能成立者。”先驱何曾想过，在“野蛮自由”尚未可得的时代，那又有什么"文明自由"可言？按照梁氏中西“精神异而正鹄仍同”的逻辑判断，如果再深层地思考一下：为何中国这种精神历经千年而发展不出理想的民主社会呢？就此而言，他一方面接受政府必须保护人民权限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将国家、民族、政府的利益高髙举在人民头上，显然是对英国自由主义内核的误读。
     这是一个需要激情的时代。19世纪政治改良的惨痛不会在瞬间消失。《自由书》中英国自由主义大师穆勒与法国激进民主主义大师卢梭等人的同时登场意味深长。“序言”中穆勒“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铿锵有力的呐喊犹在耳际，而“故善治国者，必优选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鸠、卢梭，则法国革命不能成功”的“英雄与时势”之结论则频繁告急。在我们的思想家眼里，西方民主理想的优选功臣莫过于卢梭了。值得注意的是，梁氏追随卢梭的着眼点不是政治家视野中的为国家权力寻找依据，而是以一位思想家的眼光加以审视。在梁氏那里，卢梭思想的优选魅力来自它能矫正中国人愚昧麻木的品性。
     1900年，自视为找到了疗救“国民性”药方的梁启超踌躇满志地写信告诉他的老师康有为说：“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疾之恶之尤甚。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优选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优选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之热病者，则增其剧；而投之体需者，则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以为过矣。且法国之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不言而喻，梁启超尤其看重卢梭的感召力与思想激情对他所关心的国民性改造之催化作用，至于大师的亮度，则尚属其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