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在纸背的心情

    不是"五四"式的"打倒"，也不是40年代的"提高"，而是一种颇为洒脱的"理解"和"宽容"。20世纪的中国，通俗小说何以能有此三次崛起，除了以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不妨从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思考。"高雅小说"的艺术探索越走越远,越说越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小说最基本的娱乐功能，逼得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的大部分读者，转而欢迎明知趣味不高可毕竟读来有趣的通俗小说。梁启超们借鉴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小说"，引政论入小说，也曾风行一时，但随着高度政治化的读者群热情的衰退，"一篇在手万虑皆忘"的通俗小说马上充斥市场。鲁迅等人的艺术探索，无疑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可也以抛弃大多数中下层读者为代价;30年代的大众化运动，40年代的民族形式争论，都是试图弥合作家拟想中的读者与20世纪中国的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而新时期小说家艺术探索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快，必然甩下更多的一般读者，这就难怪通俗小说要大走红运。
     放长远点看，"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场永远难解难分的拔河比赛。双方互有占便宜的时候，但谁也别想把对方接近扳倒。与拔河比赛不同的是，小说艺术并没在这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中原地踏步，而是悄悄地"移步变形"。
     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智，而不是义愤和热情。稍一不慎，很可能重蹈"五四"或40年代的覆辙，或则"打倒"，或则"拔高"。而这两种对策，似乎都不是很好选择。
     "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批评"鸳蝴小说"情节重复,程式化倾向严重,批评它只重叙述，不懂描写，批评它迎合读者，趣味低下，这些都没错。可这一切，恰好是通俗小说的特点，或曰"通病";扫掉这一切，也就等于否定了整个通俗小说的存在价值。好长一段时间内，"五四"小说理论家们对通俗小说蔑视有余而理解不足,批判过严而改造不力。等到发现通俗小说的读者不但没被批跑，反而正日益增加，并对"髙雅小说"家构成一种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压力时，再回过头来与通俗小说争夺阵地，已经不太容易了。写通俗小说也是一种本领，并非每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想写就能写好。30年代大众化运动中，所谓严肃作家创作的通俗小说，有能跟《啼笑因缘》比肩的吗？如今的读者,缺乏大动荡年代迫切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正义感，多的是休息、娱乐的需求，再加上市场规律的自动调节，通俗小说怕是压不下去也批不倒的了。除非冒着再次动用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的危险，但那么一来，很可能又将是"玉石俱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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