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智慧

     《中庸》与《大学》一样，原先是《礼记》一书里的一篇，《礼记》共有四十九篇，《中庸》是其书的第三十一篇，而《大学》是其书的第四十二篇。在宋代以前，虽然有人关注《中庸》与《大学》，但是一直要到宋代，由于时代的需要、各方合力的作用才将它们推向高处，臻于巅峰。
    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宋代的文化需要让千年的儒家学说重新振兴，催开出生命的新花来；然后能够与其他的学说相抗衡，特别是面对来自佛、道的冲击与挑战。宋代儒学迫切需要文理之学，因此一旦发现了《大学》、《中庸》，特别是蕴藏在《中庸》里面的哲学理论，便尊视为“圣学 ”的宝藏。于是宋儒拳拳服膺之，汲汲开掘之，滔滔阐扬之，一代新儒学终至勃然兴起。再就儒学本身而言，宋儒治经与唐代迥然有别，不是斤斤于训诂考证，而是察于义理阐述，以心性命理为主，且又糅合了佛、道之说。宋以后明代传承延续了此种“理学”，或称之“道学”，此便是宋明理学。
     本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中庸》的智慧的解读；二是在此基础上再将《中庸》原著全文翻译与品读，考虑到朱熹的《大学章句》的经典性与影响深远，又采用了《中庸章句》的本子。
    

     二、庞朴说中庸 哲学家庞朴的《“中庸”平议》（《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1980年）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中庸”问题。他着重谈了几个问题： 1.要全面地审视“中庸”。
          庞朴认为，中庸不仅是儒家学派的一种伦理学说、一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更是“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一种看法，是他们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方法论。这样的中庸之道，固然有其整体上的形而上学痼疾，但它于探寻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结方面，却留下了大量的尚未得到足够注意的资料，在闪烁着辩证思想的光芒。它们以其特有的形式与智慧，诱导人们去深入研究对立同一的原理，去细致发掘祖国文化宝藏”。
          2.释“中”、“中庸”。
          （1）“中庸”的由来。 “中庸”始见于《论语》，但是“中”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和哲学思想，由来已久。《尚书》多次出现“中”、“中德”、 “中刑”等。 “尚中”哲理在《易经》、《诗经》、《左传》里也都有记载。庞朴认为，“孔子的中庸，正是这一切中和观念的逻辑发展。其最重大的发展之处，是提出了一个‘庸’字，从而使中和观念哲理化了”。
          （2）“中庸”的“庸”的三方面含义。一是“用”的意思，“中庸” 就是“用中”。二是“常”的意思，含有郑玄所释的“用中为常道”、二程所说的“不易之谓庸”的意蕴。庞朴说：“常是对变而言的不变，不变的也就是绝对的。儒家将用中的要求表述为中庸，想来是要以此来表明，他们提倡的用中，不是他们主观设定的，而是本之于常的；因而是否用中，也就不容径情任性，而应作为常道来遵守。这就是中庸的更深一层的含义。”三是“平常”、“普通”的意思，如朱熹所解读的。
          3.中庸的“一分为三”之说。
          庞朴此中又有许多很精湛的论说，值得注意。
          （1）“同”也叫做“一”或“壹”，就是不承认对立，不能容忍“二 ”或 “贰”。中庸思想以承认对立或“二”为起点，但不停留在“贰”上，而要求过渡到对立的统一上去。这种统一，又叫做“参”，它也是儒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2）“参”就是“三”。仿“太和”的说法，“参”也可以说成是“ 太三”，伟大的三。 “三”之为数，在中外古代哲学里，都被认为是第一个圆满者。 “一”是数的开始，是单子、单元；“二”是殊异，是对立；而“ 三”是对立的统一，数的完成，是包含有对立于自身的总体，这就叫做“参”。
          （3）从动态说，“参”指的是对立双方的结合、交融和统一。 《逸周书‘常训》说：“疑意以两，平两以参。”就是说的这一点。一个见解或一种办法，是否正确，是否可行，需要以与它正相对立的观点来怀疑，这叫“ 疑意以两”。有了这样正反两方面的推敲比较，然后便可生出更完满的意见和办法，把对立的见解统一起来，这叫“平两以参”。这个“参”，也就是“用中 ”。
         《逸周书·武顺解》说：“人有中日参，无中日两。” “两”与“参” 之差别，就在于有无“用中”。
          （4）由“参”构成的许多词汇，都含有这种哲理的成分。参考、参验、参议、参观、参稽、参互、参伍等等，都是说的考察对立的情况，以得出适当的意见或办法。例如，《荀子·解蔽》里说无蔽的办法，有日：“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万物”众多，所以要“疏观”；“治乱 ”两端，所以须“参稽”，即“平两以参”之谓。
          （5）《易传》上有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话，历来说《易》者都神乎其辞。“参伍”这两个字，可能有许多含义，而其基本含义，大概以《韩非子》讲得最准确：“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扬权》）“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八经》）物和虚，就是有和无、实和虚；多和失，就是过与不及；参之伍之，就是从这些对立中寻找正确。所以说“参 ”也就是“用中”。
          （6）不知道这个奥妙的人，常常把“参”理解为无关的第三者，从而将它所包含的辩证思想粗暴阉割。例如，屈原《天问》里有一问是这样问的：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这个“三”，分明是“参”。因为此前的一问提出了 “气”，此后的一问出现了“天”；这一问，显系指的气分阴阳、阴阳参合从而化生天和万物，即《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意。可是王逸注《天问》的时候，就把这个意思给歪曲了。他说“阴阳三合”是“天地人三合成德”。这个注同《天问》的原意几乎接近不相关，关键就在于他不懂得“参”字的含义。
          《觳梁传·庄公三年》有“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 一说，如果与《天问》所提的问题有关，也是一样错误的答案。后来董仲舒把《觳梁传》的说法稍加变化，说是“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春秋繁露·顺命》），解“三”字为动词“参”字，仍然回答不了问题。
          到了柳宗元对《天问》，作《天对》，说：“合焉者三，一以统同。
         吁炎吹冷，交错而功。 （原注：《觳梁传》：‘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王逸以为天地人，非也。）”柳宗元在阴阳天之外，又加了个元气（“一”），让元气统率阴阳天。也还是没有对得上《天问》的难题。
          庞朴指出，他们这些错误的原因，看来是共同的，即都把“三”仅仅当成一个普通的数目，而不曾看出它是一个哲学范畴，它结晶着中庸思想这一本质特征。
          现代学者的这些见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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