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情感

《我们的国家:文学与情感》为骆玉明教授的近期新力作，虽篇幅短小，然历时较久，用力甚勤，可谓精心构撰，字字珠玑。“我们的国家”丛书的作者大抵为目前国内享名甚盛、造诣甚高的专家学者，像首辑的这四位作者葛剑雄、江晓原、樊树志，以及写作本书的骆玉明，莫不如此。由这样一批知名的大学者来分头撰写一部十来万字、篇幅并不是很大的通俗小册子，意在使读者较为轻松、准确而又全面地了解“我们的国家”的各个面向，内容所及，诚如各书的名称所概括的，“历史与文化”、“疆域与人口”、“技术与发明”、“文学与情感”，当然，以后还会有新的作品不断跟进。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学更是品类丰富、姿态万千，通过对这部文字和内容都极其出色的小册子——《文学与情感》的阅读，读者从中不仅可以尽情领略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学世界和情感生活，同时还可以进一步读出快乐，读出启迪。

《我们的国家:文学与情感》为复旦版丛书“我们的国家”的一种，由沪上著名学者骆玉明教授倾力撰作。《我们的国家:文学与情感》分人间诗意、锦绣文章、剧坛春秋、小说天地四章，分别从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四个面向集中对中国文学的源头性质和时段特征给予细致的梳理、解说。具体到每章，重在勾勒和概括所及文学类型的历史流变和文体特色。《我们的国家:文学与情感》篇幅有限，但知识的密度和信息量很大，对所列作品的剖析或评点简短而警豁。借助着这部文字和内容都极其出色的小册子，读者得以轻松进入中国人的情感精神世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从中深刻感受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蕴，悉心体味中国文学画廊的伟大创造。

骆玉明，祖籍洛阳，寄籍江苏建湖，1951年生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简明中国文学史》等；与章培恒教授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参与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等论著，并负责各书之最后校定。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余散见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各种报刊杂志的各类文章数百篇。

第一章 人间诗意
第二章 锦绣文章
第三章 剧坛春秋
第四章 小说天地

    第一章 人间诗意
     在第一章，我们首先谈诗歌。
     人们常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这多少有点道理。在中国文学的领域内，诗歌不仅创作的历史最为悠久，作品数量最为繁多，而且至魏晋以后，诗歌写作逐渐成为文化人的基本素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够格的文化人，必须能够合乎规则地写诗。否则，在他所从属的社会圈子里就会遭到轻视，这是很尴尬的事情。
     中国古代诗歌的兴盛，又和汉语的特点有关。汉语可以说天然就是一种诗性的语言。它的语法结构比较松动，语汇的词性没有严格的限定（譬如名词、形容词甚至数量词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当作动词来使用），使得修辞十分灵活而且手段丰富。这些特点对于诗歌运用象征和暗示的表现手法构造内蕴丰富的意境有很大的便利，而且也更容易激发读者的情感，使得阅读过程富于创造意味。再则，汉语是一种单音节的语言，容易形成明朗的节奏和精巧的对偶，这也增强了诗歌的形式美。
     一、《诗经》的文化精神
     说起中国诗歌，第一个要说的当然是《诗经》，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最古老的诗歌作品大体都收集在这部书中，时间跨度是从西周初到春秋中叶，总共有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
     《诗经》不是一部普通的诗集。那里面有许多诗篇本来就是周王朝的政治和历史文献，编纂成书以后，它又被当作贵族子弟的文化教材。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如果不熟悉《诗经》中的作品，就不能够用高雅的方式来表达。
     一种民族文化形成的标志，是产生了体现民族精神主要特征的 “元典”，这些经典的某些核心要素会长期影响后人的思想与情感，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诗经》正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之一。虽然，《诗经》的篇章基本上都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代表着中原文化的特色，而当时其他地域还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但中原文化终究是一种主导性的文化。
     孔子还曾经概括《诗经》的总体特征，一曰“温柔敦厚”，二曰 “思无邪”。就是说它所表达的情感比较克制，态度温厚，思想情趣是雅正的。照孔子看来，《诗经》体现着一种理想的文化精神。
     上帝与祖先
     “上帝”这个词汉语中本来就有，后来被西方传教士用来翻译西文“god”。 古籍中“上帝”出现频率优选的就是《诗经》，它有时也被称为“天”，指的是高居于人类之上的具有主宰力量的神。
     “上帝”的观念源于殷商文化，但在周文化中它已经开始淡化，最后逐渐消褪成若有若无的影子。由此形成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宗教气息比较淡薄。而这一趋向，在《诗经》中已经表现得很清楚。
     以《诗经》的描述，人类在精神上依赖的对象，有两种力量：一是祖先（尤其是周的开国君主文王）之灵，一是上帝（或谓“天”）。先公先王的亡灵与天帝共处，俨然有平起平坐的地位，如《大雅？文王》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而周人真正崇敬的对象，其实是祖先。不仅祭祀诗绝大部分以祖先为对象，祭天帝的不过一二篇，而且二者的形象也有所不同。
     在诗人笔下，上帝虽然很崇高，但它的德性却是不稳定的（《小雅？雨无正》指责天 “不骏其德”），有时候荒唐而又暴虐，做事情欠考虑少计划（《大雅？荡》称 “疾威上帝”，指责它 “弗虑弗图”），会毫无道理地降下死亡和饥馑。即使这是影射当时的君主，上帝可以被指着鼻子骂，也表明其威望是有限的。
     而在述及祖先的功业时，诗人的语气总是充满崇敬，不会有丝毫轻慢。像《大雅》有一组诗分别歌颂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武王，大略描述了周族从形成到周王朝建立为止的历史，这些伟人创业的事迹，代表着周人精神上的自豪与光荣。而《周颂？维天之命》则说，天命运行不已，文王的纯德宏大而显明，它足以安定我们的国家，后人要好好地继承和实行。可以看出，“天”的意志多少被虚化了，而先王之德成为佑护国家的真实力量。
     周人在敬天与敬祖之间，貌似平列而实际更注重后者，意味着将人的因素和德性的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同时，崇敬祖先，也是为了达到承继血缘宗统、维系内部团结、凝聚宗族力量的目的。由于在整个中国古代目前，宗族始终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主要基础，祟敬祖先、重视血缘联系的意识及文化特征也一直保持了很久。
     “美”与“刺”
     中国文学有一个关切政治得失，对美政予以赞扬、对朝政错失加以批评和讥刺的传统，这也可以追溯到《诗经》。
     前面说到的歌颂祖先的诗同时也是赞颂美政的诗。部族兴起、王朝初建时期，统治者必然较为贤明、政治举措必然较少错失，不然何以成功？所以颂祖同时表明了追求良善政治的意图。
     有些诗篇则描述了理想的君臣相处之道。如《小雅？鹿鸣》是一首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诗中用天子的口吻来说话，他因为得到贤臣的辅佐而感到满足（“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感谢他们为自己指示了光明大道（“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希望用音乐和美酒让他们快乐（“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君主在诗中显示出来的态度非常谦逊，绝无傲慢之相。和《鹿鸣》相对应的诗篇是《天保》，内容是臣子对君主的报答，用了很多赞美、祝颂之辞，像结尾一段：“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两篇相对照来读，我们看到古人所期望的和谐的政治氛围。
     在政治诗中，“刺”者远多于“美”者，批评的对象从天子、诸侯、大臣到士，对于身份无所忌讳。西周末厉王、幽王时政治昏乱，社会弊端丛生，民众生活艰困，《大雅》和《小雅》中有大量诗篇对此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作者基本上都是政治圈中的人物。典型的像《大雅？荡》相传为召穆公谏厉王之作，全篇主要借文王指斥殷纣王的口吻讽刺现实，警告厉王若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难免有社稷覆灭之危险，语气峻厉。而《国风》中如《魏风？伐檀》讽刺尸位素餐、不劳而获之人，《硕鼠》斥责统治者贪得无厌，迫使民众有逃离之心，则更具普遍意义。
     由于《诗经》具有正统经典的地位，这类诗作代表着社会主流所认同的政治原则，后代诗人以此为榜样，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战争与和平
     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难免会与外敌发生对抗；但另一方面，战争又是拥有有破坏性的行为，它对普通民众所向往的和平生活造成极大威胁。因而，对于诗歌而言，战争乃是矛盾和两难的主题。
     《诗经》中有一部分作品以官方立场记述了周王朝历史上的重大战事，如文王、武王开国及宣王“中兴”过程中的征伐活动等，其态度当然是歌颂性的。但这类诗通常首先强调已方的正义立场和王者的文德，很少描述战场上的搏杀景象，更没有狂热的好战语言。这显示出对战争的克制态度。
     而从普通将土及百姓的立场写成的作品，则更多地反映出对战 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生活的眷怀。
     如《小雅？采薇》抒写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的情怀，首章便说，由于玁狁的缘故，我们得不离开家庭和平安的生活（“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士兵是深明大义的，他们愿意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忘怀征战的辛劳、离乡的悲苦，所以在末章写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中不是一味地号召人们拼死作战，甚至不在意凸显将士的英勇，它关注的中心其实是普通百姓的生命和幸福。诗中的感情平实而诚恳，因此格外动人。
     《卫风？伯兮》则是写一位妻子对出征的丈夫的怀念。一方面她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他威武雄壮，是一国的英杰，如今光荣地成为君主也是国家的先锋。但女主人公的痛苦也随之而生，因为战争终究无情而危险，谁也不能保证出征的人一定能够平安归来。“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诗中写她对丈夫的那种焦急的等待，其实是充满着疑惧的，只是不肯明白说出来而已。而《王风？君子于役》用黄昏时刻鸡儿回窝、牛羊从缓坡上归来的日常景象，衬托一位妻子因丈夫远出服役而引起的无限惆怅，使人们深刻地体会到：平凡的和平生活，意味着真正的幸福。
     通观《诗经》反映战争的歌谣，可以说热爱和平、厌倦战争是它主要的基调。后世像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都是对以国家名义发动的战争表示谴责，其精神根源就在《诗经》。
     归根结底来说，好战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性格。
     恋爱与婚姻
     男女相悦乃是人生好看妙的情感，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诗经》中这一主题的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写恋爱的情怀，显得活泼而富于浪漫色彩，另一则明确指向婚姻关系，因而较多地考虑到道德性的因素。
     在前一类诗篇中，像《召南？野有死麕》写一位猎手在林中与一位“怀春”的少女邂逅，用了白茅包裹的鹿作礼物向她求爱；《邶风？静女》写一对情人相约于“城隅”幽会，那位漂亮的女孩却故意躲藏起来，害得男子心魂不安，“搔首踟蹰”；《郑风？溱洧》写青年男女到河边春游，相互谈笑并赠送香草表达爱慕，都洋溢着美好的生活气息，相隔几千年，诗中场景仍然犹如在眼前。至于《陈风？月出》写月下美女的倩影引起的惆怅，《秦风？蒹葭》写心仪之人相隔不远却又永远不能真正走近，则是以伤感的美打动人心。后者全篇由意思重叠的三章构成，下面引录其首章：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这好像是说，爱情总是一个离我们很近又很远的东西，它只是在追求的过程里存在而不会成为结果。如此美丽而恍惚的诗境，引起后人无限的遐想。
     直接关系到婚姻的诗篇，大多强调男女以德相配、以礼义自持，而求得家庭的和睦，并把这种夫妇之德视为社会和谐的基础，这种诗特别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
     譬如《周南》中的《关雎》是一首男方在婚礼上赞美新娘的诗，说她是一位“窈窕淑女”，美丽而又贤惠，是君子的好配偶，所以娶到她以后，要用琴瑟与钟鼓之音来取悦她；而《桃夭》则是一首送新娘出嫁的诗，人们赞美那位女孩不仅如桃花般鲜丽，而且“宜其室家”，会给她嫁去的家庭带来祥和的气氛。
     婚姻会有失败，家庭也会破碎，在古代社会，这种不幸的结果给女方带来的痛苦远大于男方。所以《诗经》中对男子喜新厌旧的行为表示了很大的不满。譬如《卫风？氓》、《邶风？谷风》都写出了被抛弃的妻子内心的沉痛。《谷风》尤为典型，诗中写到的那个家庭原本很艰困，经过夫妇共同努力，情形才有了改善，而丈夫这时却为了迎娶新人而撵走故妻。这位贤惠的女子对曾经是美好的家庭充满眷恋，“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一步一步走得那么沉重。值得注意的是，反映“弃妇”之痛苦，是中国文学里非常持久的主题（我们很容易想到陈世美、秦香莲这一类故事），它代表着中国社会希望维持家庭稳定的道德意识和善良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