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七侠五义》与中国古代武侠小说

    清末民初，维新派梁启超等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小说理论面目一新。小说地位空前提高，以至于被奉为“国民之魂”“正史之根”“文学之最上乘”，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街谈巷语”“琐屑之言”了。
         小说按描写的特定内容分为：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谴责小说、历史小说等。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坛算得上是一朵奇葩，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风格、题材、命意及专门用语，勾勒出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相”。它表彰世上的公平与正义，名正言顺地标榜着“替天行道”，强调着劫富济贫、惩强扶弱，其中更穿插了虚实相生的武功，曲折离奇的情节，娓娓诉说着江湖侠士、英雄儿女们可歌可泣的故事。武侠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华文化传统血肉相连，通篇都洋溢着中华儿女特有的生命情操感。
         武侠小说是中国小说中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从古至今经历了三次演变，它们分别是：“中国古代武侠小说”“中国旧派武侠小说”“中国新派武侠小说”。中国古代武侠小说是指从先秦两汉至清代末年的武侠小说；中国旧派武侠小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它的兴盛期大致在辛亥革命至1950年左右，是相对继它以后出现的风靡全世界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新派武侠小说而言的；中国新派武侠小说是指在中国旧派武侠小说的基础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兴起的小说，它的开山始祖是梁羽生和金庸。
         (二)“武侠”的内涵及武侠小说的起源
         提到武侠小说，首先应对“武侠”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先秦的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第一次提出“侠”的概念，文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韩非子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对“侠”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眼里，“侠”和知识分子一样都是被人们所讨厌的，都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儒者经常提意见，‘侠’不提意见而直接捣乱，他们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好好镇压的”。但是韩非子在文中对“侠”作了解释：“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第一个“侠”的形象就这样“诞生”了。从外在上看，是“侠”就得佩戴剑；从内在上讲，是一种道德品德内涵。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迂在其著作《史记》中提到游侠的本质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气象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非常好的概括。主要是说，他们的言行是不合乎社会主流的，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不过分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就是救别人的生命；救助了别人之后，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而是经常为别人办了好事之后，拂袖而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了好事不留名。这段话中司马迁对韩非子接近从统治阶级意志出发的“侠义观”作了“反驳”，进一步勾勒出了“游侠”的精神面貌，“游侠”的“出场”成为世人崇尚的道德风标。从“侠”到“游侠”，其地位是不一样的，“侠”是被统治者看成危害社会治安的扰乱者。在社会上的认可度较低。而“游侠”已开始作为一种社会道德风尚，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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