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批评史论

《中国哲学批评史论》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本书是一部探索性、开创性的著作。书分序论、卷一、卷二、卷三、结语和附录六个部分。全书有以下特点：第一，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论述了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的必要性和如何创建的问题。第二，在对中国哲学史料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哲学批评史的分期和格式，即原创格式期、佛禅格式期与西学格式期。

张耀南，湖南石门人，1963年生。199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中国哲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及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近年来，倡导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中国哲学史学史及中国俗哲学史。曾在海内外出版《第六种命运》、《张东荪知识论研究》、《文人临水》、《实在论在中国》（合著）、《命在左运在右》、《大人论――中国传统中的理想人格》等著作近10部，发表论文80余篇。所撰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权威报刊转载。

序论：关于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的设想――一论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
一、为什么要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
二、如何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
三、“中国哲学批评史”之地位的安排

卷一：论“原创格式”期的中国哲学批评――再论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
一、《庄子？天下》之批评格式
二、《墨子？非儒》之批评格式
三、孟子“辟杨墨”之批评格式
四、《荀子？非十二子》之批评格式
五、《韩非子？显学》之批评格式
六、《韩非子？解老》之批评格式
七、《礼记？经解》之批评格式
八、《吕氏春秋？不二》之批评格式
九、《淮南子？要略》之批评格式
十、《论六家之要指》之批评格式
十一、《盐铁论？论儒》之批评格式
十二、《扬子法言？五百》之批评格式
十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之批评格式
十四、“效用优先”格式之使用限度
十五、《白虎通义》之批评格式

卷二：论“佛禅格式”期的中国哲学批评――三论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
一、“佛禅格式”之起点
二、《论衡？问孔》之批评格式
三、《理惑论》之批评格式
四、人物品评之格式的转换
五、《人物志》之批评格式
六、《沙门不敬王者论》之批评格式
七、《复性书》之批评格式
八、《原人论》之批评格式
九、“三教论争”中批评格式的乖戾
十、“判教”之格式
十一、《碧岩录》使“佛禅格式”取得压倒优势
十二、《伊洛渊源录》之批评格式
十三、《圣学宗传》之批评格式
十四、《理学宗传》之批评格式
十五、《明儒学案》之批评格式
十六、“佛禅格式”之局限

卷三：论“西学格式”期的中国哲学批评――四论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
一、“西学格式”之起点
二、《天主实义》之批评格式
三、《三山论学纪》之批评格式
四、《主制群征》之批评格式
五、《性理真诠》之批评格式
六、“西学格式”之内涵
七、“西学格式”之最早使用者
八、明末清初的“四教论争
九、清代学术与“西学格式
十、吴虞反孔非儒之格式
十一、谢著《中国哲学史》之批评格式及其影响
十二、《新理学》之批评格式
十三、“张氏解读”的反驳
十四、两种解读之得失
十五、现代哲学目前历次“论战”之格式
十六、蔡、郭、贺诸先生之哲学批评
十七、20世纪哲学批评之主导格式：“本体论居先”
十八、“尚强”、“尚力”格式之一个例证
十九、未来哲学批评的一个可能方向：“知识论居先”
二十、“西学格式”之限度及其可能转换

结语：走出中国哲学批评的“连类”时代――五论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
一、我们正处在“连类”中
二、走出“连类”的一种可能性
三、走出以“本体论”比附中国哲学的误区
四、走出以“实在论”比附中国哲学的误区
五、走出以“主谓式句辞”比附中国哲学的误区
六、走出“连类”不是不要“西学格式”

附录：简论“西方哲学批评史”之创建
一、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之理由
二、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之方式
三、“西方哲学批评史”之位置安排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离于天下”（即背离天下人）等方面，总之是效用方面。总之《庄子？天下》批评墨家是学理上肯定，效用上否定；学理上承认，效用上不承认。用其原话表达就是“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①，即主张很好，但做法太过分。由于《庄子？天下》采用的是“效用优先”，即“效用压倒学理”的批评格式，故其对墨家的总体评价是“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即扰乱天下之罪多，治理天下之功少（宣颖说）。
     《庄子？天下》批评名家（宋钎、尹文）同样采用“效用优先”之格式。如说他们“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②，是从肯定的、积极的方面讲其效用。说他们“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也是从肯定的、积极的方面讲其效用。在这方面，《庄子？天下》盛赞名家是“救世之士哉”！由于救世心太强，所以其“弟子虽饥，不忘天下”；由于救世心太强，所以他们根本不去做“无益于天下”的事；由于救世心太强，所以他们以“禁攻寝兵”为对外活动，以“情欲寡浅”为内在修养。他们专享的缺陷是“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不仅导致宋、尹本人“恐不得饱”，且使弟子亦经常处在饥饿中。这是《庄子？天下》对名家提出的主要批评意见，这意见显然亦是基于效用立场。不同之处只在它是从否定的、消极的方面讲针对名家个人的效用。
     《庄子？天下》肯定彭蒙、田骈、慎到等人之学说的积极效用是“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且能做到“终身无誉”；消极方面则批评他们“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批评他们“常反人，不见欢”，即常反天下之心，不为天下所欢（蒋锡昌说）。这当然指的是效用而非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