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辞典 (精)

刘勰的《文心雕龙》，约在齐明帝建武三、四年（496－497）写定。当时刘勰长期依靠定林寺沙门僧佑，他的文论著作不为人重。他要使《文心雕龙》取定于文坛巨子沈约，沈约看了，“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梁书·刘勰传》）。沈约推重这部书，当推重其中的《声律》篇。但沈约认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论》）。但刘勰论《声律》，还不属于“文之枢纽”，与沈约所论轻重不一，沈约自然不能对它作出真正估价。后来，刘勰作了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本传）。但萧统把经、子、史都认为非文，对刘勰把经、子、史都纳入文中自然无法赞赏。
到了初唐，不再受萧统以经、子、史非文的局限，刘知几在《史通·自序》里称：“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他看到刘勰识解圆通的一面。到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反对骈文。刘勰提倡骄文，不为古文家所重。到了晚唐，古文骈文之争趋向和缓，陆龟蒙《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再抒鄙怀，用伸酬谢》：“……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义。……立本以致诘，驱宏来抵巇……”他看到刘勰的立本、驱宏，所见又大了。到了欧阳修发动新的古文运动，本书又不被重视。黄庭坚《山谷书牍·与王立之书》：“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此二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只赏识书中的“讥古人，大中文病”，未免所见者小。直到清朝，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称：“《文心》体大而虑周。”又在《校雠通义·宗刘》称它“自出心裁，发挥道妙”。谭献《复堂日记》称：“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立言宏旨，在于述圣宗经，所以群言就治，众妙朝宗者也。”提出“文苑之学，寡二少双”，从文学理论角度立论，这是看到《文心雕龙》的价值，是突出的。不过归结到它的“述圣宗经”，又显得不够了。本书林其锬、陈凤金伉俪在《元至正本〈文心雕龙〉汇校》前言中称它“取得了‘显学’的地位，不仅在中国被广泛的重视和研究，而且已经有了朝、日、英、意、德五种文字的全译本，可称为真正走向了世界”。“文心雕龙学”已成为一门文艺理论的新学科。这就需要编一部《文心雕龙辞典》来供广大读者参考研究之用。
研究《文心雕龙》，首先要考虑版本和校勘。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哀吊》篇“降及后汉，汝阳王亡”，范注称汝阳王无考。章锡琛先生据宋本《太平御览》卷五九六引《文心雕龙》作“汝阳主”，见《后汉书·后纪》，为和帝女，名刘广。即为一例，说明校勘的重要。《四库全书总目》列《文心雕龙》有二本，一为内府藏本；一为黄叔琳注本，并指其误谬。此两本皆非靠前现存的《文心雕龙》很早之本，很早之本为元至正本。今即以元至正本为底本，请林其锬、陈凤金伉俪以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及宋本《太平御览》所引《文心雕龙》作校勘，并参以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等各家校释。这样，对于版本和校勘，既有了靠前很早的元至正本，又有了敦煌残卷及宋本《太平御览》引文的校本，又参照了各家校勘，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参证了。
本书《难字及词句释》不同于释难字，并词句之用典也加注释。注释的特点，参酌梅庆生、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以下十二家之注释，将十二家之注释，去同存异，汇集于一编之中，省读者翻检之劳。如《总术》：“动角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范注未详。杨明照先生校注加以考证，本于《说苑·善说》篇，可以补前注之缺。又《书记》称：“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据周注，校正“赵至”为“吕安”之误，也改正了《文选》与《文心雕龙》之误，补前注之未备。此实为汇集众家之说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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