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真相(第1卷)

[亡国卷]爷养虎来终成患  孙更把那帝国送
    辉煌之下隐忧现
    身死国灭的他就是朱由检（1627-1664在位），庙号明思宗，我们习惯以其年号称呼之——崇祯。
    有趣的是，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却颇引得大众的同情。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是，大明亡于崇祯，但实亡于他的爷爷明神宗朱翊钧（1572-1620在位），一般称之为万历。那时已经国是日非，何况后来还有一个魏忠贤添乱，崇祯接手时，国家十足烂摊子了，谁还能搞得好？
    一个王朝的衰亡就像它的强盛一样，岂能朝夕而成，由一两人决定？总该循序渐进，因果相连，环环相扣吧。特别是制度的松弛、吏治的败坏、人才的凋零、战力的减弱、道德的沦丧、气节的消亡，更是如此，可能盛世中便已悄然形成。商周汉晋唐宋元皆如此，秦隋在很好时刻刹那而亡，个案特例也。
    有明一代也不例外，就说军队，那个时代立国强国之根本保障，中期以后便不再有洪武永乐时的强悍，其间虽有嘉靖戚继光、俞大猷抗倭，万历三大征及李成梁镇辽等闪光点，总体滑落趋势不可挡，弊病丛生不可除，日积月累，岂能没有大爆发的那？与后金（清的前身）萨尔浒之战的惨败，虽说发生在万历后期，实则这一趋势的必然产物，即便不是这浒，也会是那浒。
    再说崇祯时已特别严重到打击军队士气、降低国防能力、危及边疆安定、助推民众起义的军队欠饷，早在万历的爷爷嘉靖（1522-1566在位）时就已很严重了。至于各种矛盾激化产物的边防部队兵变，正德四年（1509）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一百三十余年中，较大规模的就达六十余次了！（林延清《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和历史作用》）
    如此，大明虽亡于崇祯朝，但把责任都推给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崇祯一人，肯定不合情理。那往前推呢？既然大家更多喜欢把明亡之责算在万历头上，咱们就从他开始，大致看一看吧。
    万历九岁登基（本文人物年龄及时间皆按实数算），在位四十八年，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充裕得很，本人也是天资聪颖，如果勤努力，埋头干，怎会没有一番大作为？何况前期也是很给人以期待的。头十年，华夏目前很好的大政治家张居正（1525-1582），位首辅勇改革，一手打造了近三百年大明很为富庶的一段时光。万历亲政后，虽对已逝居正“秋后算账”，手段相当残酷，籍没家产，亲属或饿死或自杀或流放，初时却也励精图治，事必躬亲，帝国继续向前迈进，看起来不是再现而是超越成宣辉煌（成祖仁宗宣宗时期），有啥不行呢？
    再看紧跟而来的三大征，就是对万历前期帝国大发展的优选试金石。西北平宁夏哮拜之叛、东北援朝御日之役和西南定播州杨应龙之乱，三大军事行动，几乎同时进行，天朝雄风再展，强盛重现。
    哮拜，蒙古鞑靼部人，嘉靖时投靠明军，屡立战功，升做了宁夏的都指挥使，手下还蓄养了一支私家部队苍头军，骁勇善战，俨然已成当地一大军阀。万历十七年（1589），他以副总兵致仕，子哮承恩袭职，势力不减。哮拜早有不臣之心，又与宁夏巡抚党馨不睦，怨望日甚，二十年（1592）二月，恰逢宁夏戍卒因久欠饷群情激愤，便乘机纠合靖虏卫人刘东呖叛乱，并结蒙古河套部为援，一时间河西至玉泉四十七个城堡相继陷落，西北为之震动。
    明军赶紧组织会剿，历时七月歼灭之。时任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居功至伟，击败蒙古套骑援军之关键一仗及叛军很后堡垒宁夏城的攻破，皆由其阵前指挥。还有一个麻贵，出身将门世家，也是很好了得，战功卓著，日后二人都曾参加过朝鲜战争，也都当过帝国很为重要的总兵官——辽东总兵。此次平叛本身只是内部的一场剿乱之战，客观上却也成了大明在西北边境上的一次国威展示，对当地蒙古各部具有极强的威慑力。
    同年（1592）四月，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妄图建立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派二十万大军先征朝鲜，一路所向披靡，六月即占平壤，停留驻守。应属国朝鲜恳请，万历命尚在宁夏的李如松率军四万入朝作战，第二年正月初八克平壤，“斩获倭级一千五百有余，烧死六干有余，出城外落水淹死五千有余”（《万历邸抄》），共毙敌一万二干五百余人，一场大捷！随后明军乘胜收复开城、黄海、京畿、江源四道，目军被迫退守王京（今韩国首尔）。然李如松轻骑前进，碧蹄馆之战遇挫，后来明日王京龙山议成，目军退往釜山，朝鲜大部国土收复。
    其间再经数年和议未果，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丰臣秀吉再发兵十二万侵朝，明援朝兵力很盛时也达十一万，双方激战互有胜负。明军既有稷山大捷，也有攻蔚山不利，战争遂进入相持阶段。第二年（1598）七月，丰臣秀吉突然病逝，日军撤退，明朝联军乘势追击，大败之。朝鲜战争虽未取得全胜，然明军面对日本历史记录被高捧的战国之兵的大集合，依然略占上风，颇值得称道，且有力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彰显了明之东亚帝国的威力，还得到了一个更为忠诚的盟友属国朝鲜（后来打努尔哈赤时也都是跟着去的）。
    播州介于四川、贵州、湖北之间，山川雄峻，广袤千里。杨氏自唐代杨端起，世袭此地，明初内附，朝廷改播州宣慰使司，隶属四川。隆庆五年（1571）承袭的杨应龙，骄横跋扈，藐视朝廷，俨然一方土皇帝。万历十七年（1589），部属告其谋反，自此朝廷抚战相间，问题却一直未决。朝鲜之役结束后，万历遂于二十八年（1600）初，发大兵二十余万往征，历时近四个月，斩敌二万余，击灭之，朝战归来的刘綎功绩很著。三十一年（1603），明廷在播州改土归流，“悉天下全力，平二千里，为国家辟土开疆，此盛事也”（谈迁《国榷》）。
    呜呼！帝国能在八年间（1592-1600），连续进行四次大规模军事动员与作战（朝鲜战争可算两次），一次十万以上，另一次竟达二十万，怎不让人啧啧称叹？又不是游牧民族，说打仗民众一上马就OK了，怎么也不像是即将没落的样子呀？当人类目前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十七世纪来临时，大明乍一看依然是以东亚不错帝国之雄姿迎接它的到来的。登临绝顶上，一览众山小，试问周边还有谁能撼动它的地位？
    可再细观，原来这庞然大物，纵不是泥足巨人，也是有点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先说大势，帝国历经前期的短暂腾飞后，各种主客观因素交集下，并未如所愿般直冲云霄，相反，还没达到成宣时期的高度便已开始再次滑落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等各方面问题，有历史遗留的，也有新近产生的，竟也越来越向严重化迈进。就是那万历三大征，表面光鲜的背后，危机也已然潜藏。
    其实三大征很是参差不齐，相较朝鲜之役，其他两战对手远逊。尤其宁夏一战，叛军力量实际很小，几千人而已，明廷却调动几万大军，且有李如松、麻贵（打败蒙古套骑一战功绩大）所率的精锐参与，方才搞定。播州也是，面对一个地方土司，再强又能强到哪里去？前后抚战竟也折腾了十几年！如此取胜又何足大喜？
    规模影响优选之朝战呢？明军可谓精锐尽出，李如松、麻贵、刘綎等皆当朝很好大将，很终也未能接近靠自身力量取得胜利，要不是人家丰臣秀吉死了，这仗还有的打呢。军队战斗力不能不让人担忧啊，北方传统游牧劲敌一旦再起怎么办？
    何况这仗来得也不是时候，虽说都是必须要打的，也体现了万历一朝的功业，但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就要到来之际，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却先来了个少见大消耗，这个损失也确实太大了。
    单说一个财字，《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万历前期积累的财富就这样丧失几尽，帝国元气大伤，客观上成为帝国滑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切莫疯狂捧杀人
    说一千，道一万，万历后期没能再攀高峰反而坠落，优选的责任还是要由万历朱翊钧自己来负的。张居正改革打下了那么好的基础，帝国接近有实现超越成宣辉煌的可能，三大征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打下来，其间帝国财政都未出现崇祯时那种捉襟见肘的窘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可他万历亲政十年还没到，诸多个人问题便已暴露无遗，其中很被诟病的就是怠于临朝了。他竟然藏于深宫大院近三十年，不上朝，也不出宫门一步，除了内阁辅臣们偶有机会见他一面之外，就是朝堂上的官员都不给面见了；国家日常政务更是不闻不问了，甚至连部门有缺编缺额、官员需正常擢升等也都弃之一旁，随它去了。
    虽说帝国的文官组织已形成较完备的系统，即便没有帝王的参与，首辅也能带领大家搞好基本正常的运转，绝不会出现崩盘的迹象，但作为一国之优选，如此做派，不管什么原因都是讲不过去的，危害也是相当深远的，特别是制度精神层面。
    君臣如何能和谐共处？臣子们会怎样对待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责，又会有多少向上的激情与动力？说白了，长此以往，只会让国家制度更加松弛，吏治更加败坏，人才更加凋零，人心更加散乱，风气更加不振；而这些东西日积月累，一旦由量变到质变，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有可能从根本上摧垮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