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 邓小平南方之行

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之行和南方讲话，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关键时刻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指导中国航船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向着更健康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本书作者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当年负责全程安排、陪同邓小平在深圳、珠海的十一天巡视，零距离聆听教诲、讲话。作者耳闻、目睹，见证了历史上这短暂而极不平凡的一瞬，并以充满激情的文字把老人家的行踪、语言及周围人员的反应予以实录描述，记载下来，真切、生动，弥足珍贵。
同时，作者并没有把笔墨局限在邓小平同志近旁的人员或事情上，而是高屋建瓴，在时空连线上大大拓展空间。往前推移十四年，即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际与国内政坛变动，经济形势发展改革等诸方面重要事件、思潮、人文状况撮要纳入；往后，又将此番南行及讲话在全国各领域，特别是经济改革、开发区建设及社会思想、人文心理认识改变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予以列述。这样，这部著作就不但见证了邓小平南行的事件本身及意义，而且见证了南行后改革开放的新进程，从而揭示了南行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确认了一个伟大理论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陈开枝，1940年5月出生，广东云浮市人。196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曾任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处长，广东省东莞县委副书记，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九、十届广州市政协主席。
在广东省委办公厅工作期间，他负责接待了“文革”结束后的历任中共中央主席或总书记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指挥处理了1984年桂林和1990年广州两场重大空难事件。在广州市工作期间，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增强全市的经济实力．改变城市的面貌和对口帮扶广西百色贫困山区，他忘我工作，真抓实干，做出了许多为人民群众公认的实绩。广州市民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打工仔”。1998年10月．全国扶贫办授予他“全国扶贫状元”称号。
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期间，他参与了全程接待和保卫工作，是“南方之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亲历者。

引言
第一章 一份改写历史的绝密电报
第二章 一个精心打造的视察方案
第三章 特区到底姓什么
第四章 改革开放是谁也挡不住的历史洪流
第五章 让全国人民都种一棵发财树
第六章 这里是最好的社会主义
第七章 1992年的春天故事
第八章 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写进了中央的决议
第九章 南方之行引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第十章 老人家留给我一把做人的钥匙
后记

    第一章  一份改写历史的绝密电报
    中央发来了一份绝密电报，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
    1992年元旦，作为当时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我正在南海的沙头镇和镇村干部在鱼塘边了解情况研究工作，突然接到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谢非同志问我在哪里，我回答说我在南海的基层工作联系点，他叫我立即赶回省委，他在电话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只有我能够领会的话：“中央发来了一份绝密电报，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
     放下电话，我预感到即将会有什么重大的事要发生。此时，尽管这背后的“禅机”一般人暂时还无法参透，但我却仿佛是透过某种无形的阳光，隐约感到这一年的春天将会比任何一年来得早。说真的，我参加工作近30年来，经历过11任省委书记，接待过自毛泽东主席之后的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但从来也没有过那天那种特殊的感觉。
     安排好剩下的事情后，我马上和镇里、村里的干部和农民告别，同时和在场的南海书记、市长话别。我说，省委有急事，我必须立刻赶回去。他们迷惑不解地问“都到收工吃饭的时间了，有什么急事?饭总是要吃的吧?吃了中午饭再走嘛！”我由于无法讲明事情的真相，又怕耽搁时间，只好抱歉地对大家说：“真的是十分十分要紧的事，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是什么事。也许不久以后会告诉你们，也许很长时间都不能告诉你们。反正，我现在必须走了。对不起了！”
     我空着肚子，坐上了返回广州的汽车。望着窗外南国冬天特有的绿色，思绪万千。8年了，我对这一天期待已久。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与伟人相处的机缘，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而我一来是工作的需要，二来是历史的恩宠，使原本十分普通和简单的我“不小心”成为了一出“历史大戏”里出头露面的角色。
     孙中山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而我认为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还可以证明：华侨还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之一
     老人家、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领导想把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这副重担放到广东的肩上是有理由的，他们透彻地了解广东。因为广东省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位于远离北京的最南部，海岸线长达2400公里。用它做实验，不必担心因政治或经济的混乱对国家带来危机。同时它在国家财政收入所占比例不大，危及国民经济的风险很小，更重要的是广东有毗临港澳的优势，广东人有为了改变贫穷命运而敢为天下先的传统，众多的粤籍华侨又根植内地枝叶却遍布全球。
     广东，史称岭南，古称南越。据考古发现，距今约3000年至2500年，这里已居住着古代百越族及其先民。秦汉以来，由于军事、社会、政治、政策、商贸等因素的影响，中原汉族陆续南下，百越族基本上融合于汉族。我这个陈家，追根溯源还是来自河南，所以很多外省人刚见到我时，都觉得我身材高大，以为我不是广东人。我说：“我长着一副山东人的身材，说着一口广东的普通话，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中原人民不断进入岭南，开发岭南，使得岭南的经济文化不断发展，最后孕育出根在中原、枝叶遍布全球的岭南文化。岭南文化采我国东西南北中文化之精粹，纳五湖四海之新风，融会升华，自成宗系。返种独树一帜的文化，使广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之窗、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和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也使得广东人思想更加解放、头脑更加灵活，富于开拓进取和敢为人先，富于包涵宽容和吐故纳新，富于求真务实和吃苦耐劳。
     清末民初，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对广东商贩有这样一段描述：“广州人属于中国的加泰隆尼亚人（即Catanan，生活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他们和苏格兰人一样富于创业精神，很容易使自己适应各种场合。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谨慎，雄心勃勃，即使在中国最偏远的地区都能看见他们。在所有中国人中，他们获得了机智敏捷的好名声。他们总是穿着深蓝色的衣服，脸上刮得千干净净，脚上穿着很好的草鞋，打着整齐的绑腿。他们具有旅行家的风采，有意识地把自身的优越感带到各地，带到他们要进行贸易、未出远门的野蛮人中。他们对我总是很有礼貌、和蔼可亲。”我觉得这一描述比较：准确，在今天的广东人身上都还能找到这样的影子。
     广东的自然环境和岭南文化的形成，使得广东自秦汉之后，逐步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摇篮”。西晋的葛洪，在罗浮山和广州写下了《抱朴子》的著作，不仅发展和完善了我国道教的思想，而且还创立了世界最早的医药化学研究学和药物学。唐代的惠能生于、长于岭南，他是禅宗南宗的开创者，他的禅学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我国的广为流传。
     进入19世纪的广东，更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洪秀全、洪仁歼、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3个对20世纪中国的前途命运和思想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都与广东有着紧密的联系。孙中山是广东人，在广东提出了民族、民生、民主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期间，悟出了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面临之首要问题的真谛。
     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还出革命家和革新者。洪秀全、洪仁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叶剑英、宋庆龄、宋美龄、谭平山、叶挺、张云逸，都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革命家或变革者。
     广东的地理环境和岭南的民风民俗，使得广东自秦汉以来，就是我国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是从澳门入肇庆居留多年，然后经韶关北上的。林则徐在广州为官，是19世纪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在实地考察粤港澳后，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容闳、詹天佑、邹伯奇等广东人则成为我国第一批留美归来的现代科学家。
     1841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轰开，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广东的香港被割让，广州被列为全国5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从此，中国一步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东的门户被首先打开。也就是从那时起，大批大批的广东人或被迫或自愿，背井离乡，下南洋，去东洋，闯西洋，奔南非，艰苦创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华侨华人3000多万，其中，广东籍的就有2000万人。这些遍布全球的“龙”的传人，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历史，他们身处异国他乡艰苦创业，却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保留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尽力在经济上接济自己国内亲友，支持国家的建设——这是广东得天独厚的资源。正是在霍英东、马万祺、李嘉诚、何贤、梁球锯、郭炳湘、胡应湘、郑裕彤等广大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下，近20多年的广东发展才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孙中山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而我认为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还可以证明：华侨还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之一。
     新中国成立，一切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都被废除。但香港、澳门仍然维持由英国、葡萄牙政府分别统治，而广东则以其毗邻港澳的地利，继续扮演着中国对外一个特殊联系通道的特殊角色。正因为如此，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再一次选择了广东。广东成为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
     自此，运动接连不断，难得的发展机遇就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与广东擦身而过
     其实，早在1956年，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不久，广东省就有过这方面的动议。当时亚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要求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一顶顶皇冠落地，一柄柄权杖易人。在这种形势下，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许多国家的侨商和华侨资本家，开始寻找稳定的经济区域，以便作为自己投资和资本输出的最佳点。而经济开放、市场国际化程度高的香港，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开始大批量、快节奏地涌人香港。于是金融巨头们开始以极低的利息发放贷款，寻求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巨额利润。大量吸纳国际游资又急需为其资金寻找出路的香港，对于正在开展大规模建设，又受制于资金极度紧缺的中国内地来说，很有互补性。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个不应当错过的有利时机。
     与此同时，港澳商人、海外华商和一切想在亚洲这块大棋盘上获利的投资者，都被中国大陆这颗醒目耀眼和举足轻重的大棋子所吸引，人人都想捷足先登，但谁都为拿不到人门的“路条”发愁，因为美国封锁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眼光又只盯住社会主义阵营，双方都在静观，都在努力。
     而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主席脚踩神州春风，眼观四海流云，飘然降落广州。就在珠岛宾馆的住地，毛主席仰靠着沙发，静静地听着陶铸等人的汇报，手里的中华牌香烟不时冒起一缕缕轻柔的白色烟雾，在他们中间旋转升腾出一片不断变幻的美丽图案。
    当毛主席听到“香港有14家中资银行，可以大量吸收外国游资，一方面可以扩大自己的业务，好好赚它一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游资用存款和投资形式引入国内建设”时，眼睛突然一亮，用力点点头，似乎想起了不久前自己的判断：“从现有情况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4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投资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面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一刻，毛主席似乎下定了决心：好啊，外国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办一个轻工业工厂企业所需的钱，贷款也好，投资也好，两三年之内就可以赚回来，再还给人家也不迟。
     稍停片刻，毛主席又补充了一句：“机遇难求。”
     听了领袖的话，陶铸等广东省的领导十分兴奋。是啊，这真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广东能借此东风趁势而起，南中国的面貌将发生惊天巨变。中国的历史也将就此早谱华章。
     然而，当毛泽东主席走出珠岛宾馆，登上驶向珠江的游艇，准备搏击滚滚江水之际，却又若有所思地告诉陶铸：你们的想法不错，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商量。
     可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广东人望穿秋水，也未等到下文。陶铸这头“党内长犄角的牛”坐不住了，他派人上京城寻求答案。可上边回复的口气已经大变：“已研究过，认为不合算，怕还不起外汇。”而有关部门的意见更让人深感失望：“风险太大，贷款等于借外债，声誉不好，有伤国体。”自此，失落笼罩广东，谁也不再多说话。香港的中资银行只好眼巴巴看着黄灿灿的金子从自家门前扬长而去。随之而来的是1957年发生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自此，运动接连不断，难得的发展机遇就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与广东擦身而过。
    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也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时间的小船摆渡到已经结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1977年7月，毛泽东主席已告别人世，中共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老人家再度登台亮相。他面对的几乎是一个已经残废了的国家：10多亿人口的庞然大物，人均收入不足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我们的国家天生就是命穷吗?当然不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占2．5％。进入60年代，日本与中国旗鼓相当。到了7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中国则已远远被甩在后面。我们是自己把自己折腾穷的，我们再也不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陶醉在虚拟的莺歌燕舞之中而不能自拔了。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开国门，去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197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我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访问欧洲。这个代表团出访的意义非同小可，到法国时，是当时的法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到其他国家则是由国家元首接见，可见当时世界对接纳红色中国的特使给予了多么高规格的待遇。
     代表团在国外见识了多少年也不曾见识过的东西，心理上受到极大的震撼。中国落在别人后边太远了，如果再不努力，就有可能被世界所淘汰。我们再也不能闭关锁国，过自欺欺人的穷日子了，再也不能学井底之蛙，坐井观天而且还心态悠然了，我们要睁开眼睛看世界。
     代表团回来后，老人家先把谷牧叫去，向谷牧详细地了解情况，然后又将了解到的情况亲自向中央汇报。当时所有的老帅都参加了，谷牧提到国外利用搞“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和外贸出口后，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先后发言说：“谷牧同志到国外也看了，也说清楚了，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而我们就不能搞呢?我看我们也应该搞。”几个老帅很支持，中央领导人大多数也赞成。
     1978年12月，新中国的历史发生伟大转折，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决定实行改革的政策。
     完全领会中央意图的谷牧办事雷厉风行。他马上召集了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交通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聚在一起，共商大计。
     会议开始，谷牧开宗明义：香港招商局“已和广东省委商量好要在我靠近香港一边的蛇口地区开设工厂，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地方行政按国内套办以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性’，就是要享受香港待遇，进出自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些。先念同志1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已作了批示。”接着谷牧一字不漏地读了当时主持中央日常作的李先念副主席的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随后，谷牧同志又点将：请袁庚同志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开门见山：“我们在反复分析和研究了香港的经济情况后，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并与广东省交换了意见，有了共识：就是要充分利用广东省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利用香港和外国的资金、技术、图纸、资料、专利、全套设备，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同时有了内地和香港两方面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我们竞争的。”
       袁庚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各部门的领导都举手赞同。但是，在国内划出一块地方，让驻港企业来开发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谁也拿不出经验，只好公说婆说，各讲其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时近中午，谷牧挥挥手：“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