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珍惜的30位北大传媒人访谈录

     昨日未名湖畔书生意气，今朝中国传媒指点江山。30位北大走出的传媒人向你表白，什么是“我所珍惜的”。 原汁原味的访谈，充满智慧的回答，在这里回顾北大时代求学趣事，一览中国传媒沧海桑田，探讨报刊、影视、网络何去何从。 完备收录30位传媒人学生时代证件照，有名人像摄影师黑明定格他们的今日风采。 抚今追昔，值得珍惜，可读可看。

    本书精心策划、图文并茂。完备收录30位传媒人在北大求学时代的证件照，一张张学籍卡，重现他们的青春容颜，有名摄影家黑明为本书30位被访者拍摄了人物肖像照，并拍摄了30余幅北京大学风光照，有名画家、平面设计师孙初以前卫的视觉传播理念对本书进行了独具一格的装帧设计。流动的湖光塔影，厚重的人文情怀，在此书中交相辉映。

卢小飞：为理想生活的战士 王庚年：以世界眼光人类胸怀传播中国声音 王求：改革是为下一代铺路 王林：时尚杂志的人文派 刘学红：永远不老的“中国青年” 孙冰川：三十年磨励  三十年耕耘 汪大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吴佩华：用心打造“离你最近的报纸” 张雅宾：都市报要有主流话语权 杨迎明：大体育  大情怀 彭波：走在传媒潮流的前沿 陈晓海：用发自内心的热情关注社会 英达：撩动中国笑神经 唐师曾：随时准备上路 司景辉：京城“地铁报”第一人 汪文武：寻找遥控器和鼠标的结合点 朱玉：新闻路上笑着流泪 王鲁湘：书斋里走出的电视精英 吕岩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聂震宁：从作家到出版家 李彦宏：众里寻他千百度 沈灏：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刘亚东：游刃文理的科技记者 王利芬：追问奔涌的时代河流 张泉灵：我比别人多活了几辈子 董倩：最会倾听的提问者 王烁：优选的财经新闻“活”在社会责任感上 聂晓阳：用新闻的眼光“嘹望” 许知远：静谧的观察独立的表达 康辉：保持学生气的“国脸”

    卢小飞：为理想生活的战士     愿做鲲鹏飞万里，鄙弃燕雀恋小巢     1976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卢小飞毅然选择到西藏工作，被分配到西藏日报社担任记者，7年间跑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1987年，卢小飞第二次进藏，担任人民日报社驻西藏记者站首席记者，4年间她采写数十万字报道，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青藏高原11年的工作经历，见证了卢小飞在新闻职业道路上的成长，也见证了她与丈夫朱晓明的爱情。     记者：毕业时你和爱人为何选择去西藏？     卢小飞：我做出去西藏的决定，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双重结果。     去西藏的机会是偶然的，当时我和朱晓明正在谈恋爱。我们同在陕西延安插过队，在北大是一个班的，在很多原则问题上想法都比较一致，二年级的时候就渐渐走到了一起。他当时在校学生会宣传部，听说学校要派一批毕业生去西藏工作，就回来跟我说：“西藏现在特别需要建设人才，咱们去吧？”我当时头脑特别简单，也没想那么多，立刻就说“好啊”。     必然性在哪儿呢？有两点。第一是跟我的性格有关。我这个人天生喜欢冒险，喜欢一切有挑战性的事物。所以对西藏我不仅不怕，反而觉得有新鲜感、有挑战性，内心充满了期待。     第二就是父母对我的影响。我的父母是在解放大西南以后随十八军进藏的，在西藏工作过。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总有来自西藏的客人。我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别人都吃不饱，我们家老有酥油，还有西藏的黄羊肉。父亲后来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拍电影《农奴》的时候，那些农奴出身的西藏演员经常到我们家来，我们放学后也常常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关系特别好。所以我对西藏有亲切感。这种渊源让我觉得去西藏工作是顺理成章和自然而然的。当我告诉父亲要进藏工作，他当时就同意了。后来父亲还为此写了首诗： “阔别雪域二十载，山河依旧入梦来。女儿接我移山志，憾恨顿消心花开。”     我先生家里那边一度有点困难。他是长子，妈妈和妹妹起初都舍不得他去，给他很大的压力，让他十分为难。他来找我商量，我就跟他说，反正我是决定要去的，要么一起去，要么咱俩“拜拜”。他是个品行相当好的有志青年，菩良，正直，真诚无私，他自己非常想去西藏，所以最后还是排除各种困难实现了这个愿望，我算是推动他下了这个决心吧。朱晓明在西藏待的时间比我长，一去就是13年，我是前后两次加起来11年，我们把青春都奉献给了那片高原。他现在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是西藏问题的专家，正是从那时起走上西藏研究这条路的。     当时每个去援藏的人都要写决心书，我这个人一直比较反叛，不喜欢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于是只写了两句诗：“愿做鲲鹏飞万里，鄙弃燕雀恋小巢”。     记者：你先后在西藏工作了11年，请谈谈你在西藏工作期间的状态。     卢小飞：第一次去是1976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跟朱晓明两个人一块儿去，一直到1983年。这期间我一直在西藏日报社当记者、编辑。     《西藏日报》给了我一个优选的平台，没有那么多约束，我什么都敢写，什么都可以写。我可以到处跑，只要通公路的地方我都可以去，在那里进新闻的门槛比较低。有机会应该去那个地方，对人的锻炼特别大，是肉体与精神不断交互作用的，受用终生。     直到今天，下乡采访对我依然是一种美好的回忆。西藏农牧民很好客，他们总是用穿得油亮亮的皮袍子擦擦茶碗，倒上酥油茶恭敬地递过来。我第一次喝特别不习惯那个昧道，忍不住吐出来，后来还是屏住呼吸一饮而尽，再以后就不仅习惯而且爱喝了。     当地农牧民喜欢吃风干的牛羊肉，主人拿起刀一块一块割下来热情地招呼客人。我学着当地人的样子一块一块往嘴里塞，其实是咀嚼和品味西藏文化。这样一种心态让我的藏族朋友们迅速接纳了我。     通常，年轻女记者下乡是比较麻烦的，但我和其他男记者一样摸爬滚打，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能迅速地和当地干部群众打得火热。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那时我也经常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研究西藏的历史，记录下历史人物的故事，还常常跟我的藏族同事们就一些话题进行讨论、辩论。     记者：1987年你第二次进藏，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卢小飞：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报社的需要。1987年3月，人民日报社开始在各地重建记者站，而我在西藏工作过7年，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都有充分的了解，还有些人脉关系，能够很好地开展工作，同时我也对西藏怀有深厚的感情，愿意去那里。     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个人事业的考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我还很幼稚，怀着单纯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到第二次进藏的时候，人成熟了，更平实更扎实，面临的任务也并不复杂，就是建好人民日报社驻西藏记者站，并培养和物色一名合格的接班人。     第二次进藏我经历了拉萨骚乱，当时我并不惊慌，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我的任务就是到新闻发生的现场，告诉我的读者那里发生了什么：同时，我有责任通过其他渠道向上级领导反映当地群众的感受，向社会传达真实的声音。     西藏发生的几次突发事件，我都尽力赶到现场，在第一时间发回定制新闻。那段时间，我一个月的发稿量就相当于报社交办全年的任务。当时中央电视台没有西藏记者站，我曾两次接受新闻联播栏目组的电话访谈直播，把拉萨的情况告诉给全国观众，让更多的人能够全面了解事情的真相。     法国《人道报》有一位女记者，曾问我当时怕不怕，我说怎么不怕？当石头满天飞的时候，我比兔子跑得还快。其实我不是完人，也不是很优秀的记者，但是我在最关键的时候抓住了机会，在西藏拉萨骚乱事件成为焦点的时候，我迅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于是我一下子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现在想来，我两次进藏的选择都是对的。我承认我当初比较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者的方向是对的，别人没有这种理想，没有这种勇气，而你有，那么你就有了成功的机会。     第二次进藏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女儿，那时候她7岁。我就是想让她也经风雨见世面，接受人生历练。她在西藏上小学，和藏族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我刻意不去学校接送她，就是想培养她独立、坚强的品格，现在看来在西藏的这段经历对我女儿是很有益的。     记者：都说西藏是个工作条件艰苦的地方，你是如何适应的？     卢小飞：我去了以后就想，我跟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呢？藏族同胞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以菩萨的心态面对今生来世，作为同类，我们有什么可说的？我没有那种特别的优越感和所谓的自豪感。而且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农村插队的苦难生活，各种政治运动的熏陶、“”的蹉跎岁月，曾经沧海的人都会对世事有所洞察，会比较坚韧，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整整一代人，许多人做得比我还好。     只有成为他能够接受的人，他才能把心里的话告诉你     记者：好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     卢小飞：新闻敏感是一个优秀记者的天性，或者叫记者的素养。就像我们说某某长着一个新闻鼻，我觉得凡是具有这种灵敏新闻鼻的人应该对所有新事物有一种直觉的反应，应该及时抓住那个新闻点。当然，还需要有多方面的素养，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从社会学家角度研究社会问题会更客观一点。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学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通常认为最难采访的人我都可以撬开他们的嘴巴，方法就是跟他平等交谈，然后找一些便利的话题，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画师安多强巴（已故）和我是好朋友。一名合格的记者要知道怎么能够成为你采访对象的朋友，你只有成为他能够接受的人，他才能把心里话以及心里的诉求告诉你。     我最鄙视从新闻发布会上拿现成新闻稿用，我总跟同事们说，用别人的新闻稿是我们当记者的耻辱，我从不用别人给我的新闻稿，因为你没有参与证实它的真实性；还有就是记者收红包的问题，拿了就变成一种买卖关系了。为什么国际上对我们新闻界总是有负面舆论？一个是看不上你这个人，干人一面；还有就是看不上我们记者拿红包。     你看现在为什么有些记者特别被大家所推崇？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是圣人吗？他们是哲人吗？他们就是普通人，他们只是好学好思。     记者：今天的记者和以前的记者相比有何异同？     卢小飞：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眼界更宽，主要是因为社会在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多了。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年轻人写的东西，他们写得真好。年轻人有这样一种积累是很好的，而且他们的眼光、敏锐程度以及独到的见解都是可贵的。     但今天年轻人的不足在哪儿呢？不够吃苦、扎实，有些浮躁。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浮躁的，同时北京也是一个商业化泛滥的社会。这个时代确实容易给人带来浮躁，但这样一个时代同时也检验着年轻人的人生观，考验你会不会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颠来倒去，会不会因为你要追求某一种商业利益而放弃你作为新闻人最宝贵的原则。作为一名记者，因为你要深入采访，就需要全身心投入。如果从网上搜集信息，一天当然可以写出很多东西：但我们要去深入采访，可能就要花好长时间，这也是一种考验。     记者：你是怎样与采访对象进行沟通的，尤其是在民族地区采访的时候？     卢小飞：我认为大家是平等的，你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之处。采访少数民族群众更需要建立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生活方式的接受、对语言文化的尊重，我们对藏文化的保护和热爱是并行的。中央政府在保护民族文化方面是花了很大代价的。不过，我们对于藏语言的学习、对于理想信念的虔诚，比起我们父辈那一代差很多。     我们始终不能说中原的文化就比藏文化更优选、更文明，不同文化之间是不可比的，我们只能考量每一种文明的进程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他们也有灿烂的文明，民族需要融合和交流。我从来都是这样一种观念，所以藏族同胞才接纳我。     了解历史，特别是现当代史就会知道，历史上西藏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西藏独立这个概念。我去山南拉加里采访，那里曾经是吐蕃王朝发祥地，因为与唐王朝通婚，当地土王曾以李氏后裔自居。去藏北地区采访，当地头人颇有些自豪地说，我们过去直接归清朝皇上管的，连西藏地方政府也不能拿我们怎么着。到了西藏，你会知道，主张“藏独”的是极少数人，而且是来自境外的分裂势力。     我是一个有点文学青年情怀、善于观察、善于探索的记者     从《羊毛大战的背后》到《中西部的希望》、《东北的探索》，再到《黄金时代缺少了什么》、《为孩子改造成年人世界》系列、社会发展中的妇女权益等等。三十多年来，卢小飞创作出了无数优秀作品，多次获奖，并一次次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记者：你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采写过无数的优秀作品，比如《羊毛大战的背后》反响很大，采写的原因和过程是怎样的？     卢小飞：这是我在人民日报社的时候写的文章，是为揭示羊毛大战原因写的。当时有很多大战，什么辣椒大战、茶叶大战，其实它的背后都是市场流通不畅这一个原因，今天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大战发生？这是因为改革力度大，我们的流通体制比较完菩了，产业之间能相互制衡，而且资源配置的手段更多了，就是说市场化程度更高了。当时正值计划体制开始朝着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市场化程度很低，地方保护主义者出于本地利益保护要封锁，但民间这种自发的经济力量又要反抗，随行就市，谁给的价格更高，我就往哪儿卖。那时不光内蒙，北方所有羊毛主产区都要封锁羊毛原料，要维持他自己的生产。甲乙丙三方，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矛盾，羊毛大战写的是当时这种情况，现在看来还有意义。     当时各方面都非常肯定这篇文章，因为它提出一个问题。在改革初始阶段，我们有几个方面的矛盾，一是产业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后来被学者明确提出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那时我作为一个记者，对经济学研究很有限，只是敏锐地发现问题，我把我看到的东西跟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他们说小飞你抓到一条大鱼，我把它提在文章里面，就是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而“利益集团”这个词在当时是有点耸人听闻的，所以没明确提出来。但是这个概念最早见之于报端的就是我这篇文章。     我们后来的说法是“立体式观察”，就是要站在高处多角度观察一个问题。《人民日报》有个坚持客观独立的传统，你不能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观察问题，也不能单纯站在群众的角度，而是要站在国务院总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同时你要关照到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我一个普通记者来说，我也不懂利益集团是什么诉求，我就是要采访他们，通过采访我就知道了，所以我先后采访了很多人。做记者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人只看到了羊毛产业，羊毛制品加工厂：客观事实是，还有草原，还有牧民，还有依托畜牧业延伸的产业链条上的各种机构，总之我采访了很多人。     记者：《为孩子改造成人的世界》系列报道是怎样酝酿出来的？     卢小飞：这个系列是我和别人合作写成的。最初是我们发表的《黄金时代缺少了什么》引起了读者热评，参考读者来信的同时，我作为一个母亲，感受到读者、母亲、记者三者碰撞出的火花，而后产生了这个系列。现在的孩子很小就接触成人社会的一切，受到社会不良信息的浸染，这会影响他们一生。五岁的小孩开始选美，孩子之间比吃穿、比谁的爸爸官大。这个成人社会对孩子的影响很成问题，正是基于这种担心和考虑形成了这些报道。     记者：你怎样评价自己？     卢小飞：当机遇出现的时候我把握住了，由于我的个性和这种坚韧，我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并没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棒的人，我只是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和追求，由于这样那样的机遇才作出了今天的成绩。这不是在谦虚，我一直这样看。     我是一个有点文学青年情怀、善于观察和探索的记者，这是我的优点。我的缺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的理论功底还不是很扎实，我的学识还不够广博，特别是经济学，你要采访经济界人士，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如哲人所讲的，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就尽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多看别人的东西。以前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我就拼命到资料室找资料，能找的东西特别有限，但对我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我们的价值不能作为商品，我们是为了理想在努力     1998年，卢小飞离开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一职调任中国妇女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并于2000年11月开始任中国妇女报社总编辑。十年《中国妇女报》的工作经历又开辟了她人生的一个新战场，妇女问题成为她关注的焦点。     记者：《中国妇女报》关注什么样的女性问题？     卢小飞：这张报纸是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妇女报人所扮演的角色。正因为是桥梁和纽带，所以我们要关注妇女的诉求，关注妇女在成长进步中所遇到的问题。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里对于妇女权益和妇女发展规定了12个关切领域，这12个关切领域也都是我们妇女报所关切的，包括妇女的就业、参政、教育、健康、婚姻家庭、传媒发展的平等还有生殖领域的平等，等等。从这样的使命看，这张报纸是妇女运动的一面旗帜，我们必须要在国际社会所公认的这些领域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我们也积极倡导男女两性平等发展。我们报道的不管是新闻事件还是新闻人物，以及我们自己策划的内容，都是围绕这些大的方面开展的。     记者：你认为妇女与传媒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卢小飞：妇女与传媒之间的联系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要鼓励更多妇女参与传媒，就是妇女的话语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话语权你永远没有机会来争取妇女的平等权益，实现妇女的解放。     二是要积极地鼓励和引导传媒，不能把妇女塑造成低人一等的人。时代发展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传媒有意或者是下意识地把妇女塑造成另类或是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很多女同胞自己都不觉得，身边老是有一种不经意的歧视，歧视就是低人一等；而且也不能把妇女塑造成传统的、居家的人，要改变人们对妇女的刻板印象，现在大部分传媒在这方面还有欠缺。     记者：《中国妇女报》面临哪些困境？     卢小飞：我们这张报纸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为理想去努力，现实社会中的商业运作与妇女全面发展的目标是有冲突的。像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女性主义等等观念性的思想产品很难形成卖点。我们的卖点主要放在妇女合法权益上。     记者：2004年7月《中国妇女报》推出了全国第一家手机报——《中国妇女报》彩信版，你如何看待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