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行且珍惜:祁志祥自传体诗文集

本书以真实而雅洁的笔调，记述了作者从一个社会底层的平民子弟成长为一位优秀学者的奋斗历程。书中既有激情燃烧的决心书和批判稿，也有言辞犀利的申诉书与答辩状；既有蹒跚学步的诗歌和小说，也有自我激励和积累的人生与学术随笔；既有每部著作成书经过、每段时期主要论文的交代，也有国内外旅游所见所感的记录。全书以生平为经，以诗文为纬，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审美魅力。

祁志祥，江苏大丰人，1958年生。文学博士，曾在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担任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政法学院研究院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机心兼职研究员。兼任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高级专家、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在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出版20种学术著作，在全国高端刊物发表300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有《中国美学通史》《中国美学原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佛教荚学》及《人学原理》《围学人文导论》等。论著曾获全国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秀教材奖及优秀图书奖，论文曾被各类文摘刊物转载数十次。

略

    第一章 出生在“”年代
     苏北。黄海之滨，盐阜平原，一条204国道横穿南北。
     时下的204国道，是当年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为抵御黄海海潮而筑的范公堤。在204国道大丰路段，有一个白驹镇，传说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出生地。
     镇中狭窄逼仄的街道内，有三间非常普通的朝南的瓦房。1958年农历四月初七清晨，一个男孩在此呱呱坠地。
     一、母亲祁慧中，父亲杨应生
     母亲祁慧中，江苏淮安人氏。出身贫寒。排行老大，原有一弟四妹，均因病夭折。早年父亡，解放初随外婆到上海给人做帮佣。后经人介绍北渡来到江苏省大丰县白驹镇供销社工作。母亲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但好学上进，成为供销社珠算能手，与父亲喜结良缘。作为两代单传，曾外祖母和外婆在母亲成家后都跟着她一起生活。在我出生前，母亲已生有两个女儿。母亲生性好强，见过世面，富有叛逆精神，有点新中国新潮女性的味道。她觉得生孩子女人最辛苦，孩子跟父亲姓不合理，所以两个姐姐都随她姓。我这个男孩出生后，对于传接香火更重要，所以仍然坚持随她姓祁，而父亲并不计较。这在那个年代是极为少见的。
     父亲杨应生，大丰白驹人。祖父以开私塾为生，培养学生无数，本是个自谋职业者，但因祖上传下20亩田，请农工代种，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出身被定为“破落地主”。父亲排行老四，有一兄、二姊。兄长杨荫麟，曾在国民党军队任文职，后移居台湾。祖父很有学问，写得一手好字，是小镇上很受人尊敬的私塾先生。父亲从小在祖父的私塾馆受学，年轻时在南京等地商铺做过学徒，新中国成立后在白驹镇供销社担任辅助会计，后调任为9公里外的刘庄镇供销社的总账会计。也就在到刘庄工作不久，我来到人世。
     祖父重男轻女，在我出生前，并不把两位姐姐随母姓当回事。他一心盼望孙子的诞生，但当我出生时，他已离世。不过，他留下的“破落地主”成分却长期伴随着我，成为我在那个年代发展的紧箍咒。
     姓随母亲，名字则由更有文化的父亲来取。父亲从小接受《三字经》《弟子规》和“四书五经”的熏陶，儒家礼教观念深深浸入潜意识中。他给两个姐姐取名“婉玲”“婉珍”，一“婉”字包含了传统文化对女性角色特征的期待。男孩子本来应当承担大业、有所作为，但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使生性谨慎的父亲更加小心。他对儿子不敢有太高的期望，只求平平安安、吉祥如意便好，所以取名“志祥”，一个极为普通的名字。
     当地乡镇上的人记生日，只按农历不论阳历。我一直不知自己的生日是阳历几月几日，所以我办身份证时，报的出生年月日是1958年4月7日，这一天是阳历5月25日。而当我将本书初稿给父亲过目时，他告诉我其实我的出生日是农历四月十七日，也就是阳历6月4日。我究竟是哪个时辰出生，父亲表示记不清楚了。于是我的出生时间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多年后有人要给我看生辰八字，这怎么也看不准了。 二、排行老三，偶然降生
     生命的诞生是极为偶然的，我来到人世便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我出生之前，曾任中共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就向中央提出过计划生育的建议。如果当时中央政府采纳这个建议，颁布一对夫妻只能生一胎或二胎的政策，我就不会来到人世。
     1953年上半年，中央政府统计局根据马寅初的提议，对全国人口做了第一次普查，发现中国人口年增长率在千分之二十二以上，每年净增1300万人，全国人口已突破6亿。为核实普查的准确性，马寅初花三年时间，三次去家乡浙江蹲点考察，发现中国人口的实际增长率实际达到千分之三十。如果照此发展，50年后全国人口将达26亿。这将是一个不堪重负的数字。为此，1955年7月，马寅初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但在征求人大代表小组意见时受阻。马寅初觉得： “人口问题对国家民族太重要了。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特别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在1957年春召开的优选国务会议上，他当着主席的面，提出控制人口生育问题。1957年6月，他将主张“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作为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并在7月5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然而，在人口问题上是早有定论的。1949年9月，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明确表示：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接近有办法。”“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接近驳倒。”“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接近没有根据的。”如果采取马寅初公开的《新人口论》主张，势必颠覆的人口主张。这在那个时代是绝不能允许的。于是马寅初遭到了连续两年的、连篇累牍的批判。生育多少子女没有，由每个家庭自由决定，于是位居老三的我顺利来到人世。
     我们这一代人，兄弟姐妹五六个是很正常的。门口有一家邻居前后一共生了11个孩子，大孩子已经结婚生子，但小孩子还在吃奶。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