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史话

     中国近代时期的海外华工史，主体上是一部苦力贸易史，它是殖民主义的罪恶产物。综观其历程，最早是始于鸦片战争前的向“南洋”偷运“ 猪仔”华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害，殖民主义者利用以不平等条约划定的通商口岸为基地和据点，公开而疯狂地掀起贩运华工的恶潮，不但大规模地向南洋贩运华工，而且将其范围扩大到拉丁美洲、北美洲等地区。大量华工被贩卖到海外，过着猪狗不如的苦役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贩运华工出洋仍然没有销声匿迹，甚至还一度出现回潮现象。及至20世纪30年代，华工作为苦力被贩出洋的情况方告结束。
     《华工史话》以时间为线索，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人民从自由人沦为华工的过程及其悲惨遭遇。
     《华工史话》由董丛林编著。
    

     董丛林，1952年出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晚清政治史、文化史为主要研究方向（晚清湘淮派系及相关人物为所涉主要方面之一）。出版《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晚清社会传闻研究》、《百年家族——曾国藩（家族）》，《李鸿章的外交生涯》等十余部著作，发表《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论晚清名士李慈铭》、《庚子事变与京城传闻》等百余篇论文。

引言
一 西方殖民奴役制的长链
  1.从贩运“红奴”到“黄奴贸易”
  2.特别“移民”
二 落入“猪仔馆”前后
  1.由一片栏棚说起
  2.“猪仔”的来路
  3.还有可怜的“猪花”
  4.“自愿”背后的血腥
  5.滴血的金钱
三 “摇钱魔具”与“浮动地狱”
  1.“摇钱魔具”
  2.“浮动地狱”
  3.几则事例
  4.惨痛的数字
四 非人的苦役生活
  1.拍卖场上
  2.“天国儿子们”的地狱
  3.“甜岛”苦海
  4.“黄金梦”破与铺路白骨
  5.“黑非黄奴”
  6.南洋血泪
  7.排华恶潮
五 拼将一死勇抗争
  1.民众严惩拐匪
  2.途中暴动
  3.在役地的反抗斗争
六 清朝政府何所为
  1.从禁止到默许再到签约认可
  2.《招工章程》的议订
  3.海外设领与“保护”华工
  4.古巴、秘鲁华工交涉案
  5.黄遵宪与华工
七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华工
  1.法、英大量招募华工
  2.役地的艰辛和危险
  3.华工与十月革命
八 血汗浇铸的丰碑
  1.南洋建设的基石
  2.如果没有他们
  3.“华人先驱，功彰绩伟”
  4.给这里的金矿重插翅膀
  5.华工与海外华人社会
结语
参考书目

     是什么驱动着人贩子们如此丧心病狂地作恶？是殖民主义者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的贪婪欲望。就是那个拐贩女童的马丁内兹，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他把这些“猪花”一旦送到澳门，驻在那里的西班牙领事自会从他手里接过去，他可以在转手之间从女童身上赚到1600多银元。那么受马丁内兹雇佣的“英格伍德”号船长柏顿呢？没有一笔高额的赚头，他会用他的船作为藏匿被贩华工的水上猪仔馆和运送这船“特殊货物”吗？ 每一个设置猪仔馆的洋行，无不张着吞食被拐掠者膏脂的血盆大口。据有的研究者提供的材料，华工们被扣留在猪仔馆期间的食宿费用，包括雇佣匪徒打手，以及经手佣金和利润，也都一股脑儿转嫁到华工身上。据当时的记录，洋行取得契约华工的成本，平均每名在25～30元之间。等到华工上船，洋行把他们连同有关的各人契约让渡转交给船主或者国外受货人代表的时候，所得的契约工身价已经是每名60～75 元，也就是说，洋行至少可以从每名契约华工身上稳赚40元左右。这自然不包括运载华工出洋之船的赢利和到达目的地最后出卖华工的赢利。尽管细分起来被贩“猪仔”、“契约华工”、“赊单华工”等不同类型的苦力成本高低不一，但作为第一步经纪者的洋行从每名无论什么类型的苦力身上所赚取的利润，都不会低于上述数额，甚至有的要比这多几倍。这样算来，他们从几十万几百万被贩华工身上，不知要刮取多少不义之财！他们所得的每一块金元，都滴着中国苦力的血！ 从大大小小的拐匪到洋行猪仔馆的经纪，组成苦力贸易长链上的第一个环节。其中竟有华人中的败类充当洋人的爪牙。在下边分散活动的拐子手，大多便是此类人。他们为了以拐掠到手一名“猪仔”向洋行换得少仅一元或几元，多则十几元(仅有个别为几十元)的报酬，竟不惜丧尽天良地为虎作伥，拐掠出卖自己的同胞，甚至是相识故友。从上面我们引述的被拐掠“猪仔”的事例看，直接拐掠猎取他们的便多是华人拐匪。由清朝官府捕获审讯得到的一些资料可知，他们多是些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闲汉无赖之辈，所以容易被洋行收买。我们不妨看看被拿获的拐匪中的几个例子： 金长兴，29岁，博罗县人，无妻无子。本来在家以打造锡器为业，因赌博把钱输光，由于认识长洲地方的猪仔贩子，便起意把和自己住在一起的本家兄弟金阿二拐去，卖得十几元钱，随即又在邻船赌台上输光。为了继续弄钱，便决意再多拐卖“猪仔”。
          李哲，31岁，东莞县人，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俱全。
         他是个被革兵痞，不务正业，遂与外乡一个叫李四的无赖，一同到专门掳掠华工的快蟹艇上驾船，参与分赃，并且自己也出面掳人出卖。
          童梓，30岁，增城县人。家无妻小，亦无兄弟，父已去世，唯有一母。本开小店为生，因疏懒成性，破败潦倒，遂起歹意，干起拐人勾当，在石龙一带一次就拐了李阿好等9人，说是要雇他们到出海大船上当水手或雇工；用船装了他们骗运到长洲后，卖到那里专门待收“猪仔”的船上，共得120元钱。这笔钱不久就挥霍干净，后来干脆投到专掠华工的船上当水手，靠合伙掳人分赃过活。
          像这种败类，他们从洋人手里接过的银元上滴着同胞甚至故友亲朋的血，真是又可恨又可悲。连殖民当局的官员都说，中国苦力掮客、拐子手们的声望很低，名誉极坏，正派的中国人谁也不肯干这种为众人痛恨的“卖人”行业。
          至于殖民主义者说华人掮客、拐子手们的非分得利是“巨大的”，并具体举出除从洋行获得出卖“猪仔”的货价外，还常把洋行向已经登记的苦力每天发放的50文铜钱吞剥一部或全部，像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华人苦力掮客们当然是接近干得出来的。即使如此，从中真正非分大获其利者无疑还是外国的人口贩子。华人拐子手们只不过是被殖民主义恶魔的唾余所诱使的为之效力的鬼奴，其背后的那些为殖民掠夺暴利所驱使的贪婪残酷的嗜血大王们，才是这场苦力贸易中拐掠罪案的罪魁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