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言

本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有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出生于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接近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钱理群 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五个春秋，并写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八年，又回归中学与贵州，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与青年志愿者运动，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有《拒绝遗忘：“l957年学”研究》等著作问世。 七十一年的生命，和两个空间：北京大学和贵州，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联系，其主要联结纽带，就是鲁迅。

目录

自序

一九八三
悼“第一个倒下者”

一九八五
我与鲁迅——《心灵的探寻》后记

一九八八
我的那间小屋

一九八九
有缺憾的价值——关于我的周作人研究
由历史引出的隐忧

一九九〇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一九九一
生命的郁热与沉静——《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后记

一九九二
反省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丰富的痛苦》后记

一九九三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

一九九四
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读鲁迅作品札记之一

一九九五
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

一九九六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1948：天地玄黄》代后记

一九九七
我也想骂人——读《恩怨录》
民间思想的坚守——篮子《山崖上的守望》序

一九九八
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读《北京大学日刊》有感
“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

一九九九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二〇〇〇
我在做这些事——2000年总结

二〇〇一
《与鲁迅相遇》后记

二〇〇二
我的告别词——在北大最后一次讲课

二〇〇三
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贵州读本》编后

二〇〇四
把鲁迅精神扎根在孩子心上——2004年5月21日在上海建平中学的报告
他们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心声——关于打工子弟教育的两次演讲

二〇〇五
我与摄影：我的一种存在与言说方式
《我的精神自传》（大陆版）后记
《我的精神自传》（台湾版）后记

二〇〇六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后记

二〇〇七
我为什么“屡战屡挫，屡挫屡战”——在《呼唤教育家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〇〇八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震灾中对志愿者的演讲

二〇〇九
课后感言——2009年11月26日在台湾交通大学的最后一堂课

二〇一〇
呼吁学术自省意识——在《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摘选）

附录一：给自己的七个命名
附录二：三十年走过的路

    它是以一种曲扭的形式反映了处于封锁下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自己国家一穷二白面貌，从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的民族情绪与愿望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情绪与社会心理下，鲁迅"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本人也与一样,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我自己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下，选择了鲁迅与作为精神的支柱。这一选择，对我的实际意义是，尽管处在个人生活的逆境——由文化中心北京发放到文化沙漠贵州——中，却始终保持了发奋图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我按照的教导，自觉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一所小小的中等专业学校作语文教员——与整个国家、民族的振兴事业联系在一起，劲头十足地、兢兢业业±也教育着学生，同时，几乎是废寝忘食地读书，研究鲁迅，一遍又一遍地通读《鲁迅全集》，写下了大量笔记，为我今天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我这样的精神状态，在我的同代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但这同时也存在着可悲的误解与曲解，出现了可怕的历史倒退。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的英雄、优选者地位的确认，对于他的许多理论的接受，开始确实是一种理智的选择——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由于他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盲从。人们开始是出于信任，以后则出于盲目的惯性作用，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理论与事实：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这类大事是这样的优选者的特权，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只需要按的指示行事，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也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但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当我重读到鲁迅这段话："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