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淡的凡妮莎

2000年，凡妮莎·怀的高二生活开始了。她自卑，内向，敏感，课业落后。恰在此时，英语文学老师雅各布·斯特兰出现在她的视野中，他赞美凡妮莎的才华，引导她读《洛丽塔》。孤单的凡妮莎享受着被关爱的感觉，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爱情”，可斯特兰想利用的，正是这种“爱情”……2017年，随着#MeToo运动展开，斯特兰的行径被前学生泰勒曝光，但调查毫无结果。泰勒给凡妮莎发来消息，凡妮莎突然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保持沉默，继续相信自己的“爱情”故事，或者，重新定义过去发生的一切。但她怎么能背叛自己的“初恋”呢？这团将她与残酷真相隔开的迷雾，已笼罩她近二十年，改变了她的一生。她要花费多少力气，才能离开这条遍布谎言的小径？“总有一天，你可以不被他的行径定义，你可以有别的可能。”

孙依静，翻译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译作涵盖小说、游记、文学评论等，已出版的翻译作品有《纽约时报》畅销小说《莉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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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我正收拾着准备去上班，那个帖子发了有8个小时了。我一边卷头发，一边刷新页面，目前有224次转发，875个赞。我穿上黑色羊毛套装，刷新一次；从沙发底下翻出我的黑色平底鞋，再刷新一次；把金色名牌别在我的翻领上，又刷新一次。每一次，数字都在上涨，评论也在成倍增加。 你太坚强了。 你太勇敢了。 什么样的禽兽会对一个孩子做出这种事？ 我点开4小时前发给斯特兰的最后一条短信：呃，你还好吧？他还没回，看都没看。我又编辑了一条——你要是想谈谈，我在的。想了想，我又删了，发了一串无声的问号。等了几分钟，我试着给他打电话，可转到了语音信箱，我把手机塞进口袋，走出公寓，猛地关上门。着什么急，他惹出的事，那是他的问题，与我无关。 上班时，我坐在酒店大堂一角的礼宾部，给客人推荐吃喝玩乐的地方。旺季临近尾声，最后几波游客赶在冬天来临前到缅因州来赏红叶。摆着皮笑肉不笑的职业微笑，我为一对庆祝结婚一周年纪念日的夫妇预订了晚餐，并在房间里安排了一瓶餐后香槟。这高明的小举动能为我赚得不少小费。我还叫了车送一家人去机场。一位男士拿来三件脏衬衫，问今晚能否干洗。因为出差的缘故，他每隔一周的周一都住在这里。 “交给我吧。”我说。 他咧着嘴，对我眨了下眼：“凡妮莎，你最棒了。” 休息时，我坐在后勤部的小隔问里，一边吃着昨天宴会上剩下的三明治，一边盯着手机，控制不住地刷脸书（Facebook）。我的手指不停地滑动，双眼上下扫着屏幕，看着不断增多的点赞和转发数，以及数十条评论：“你真勇敢，说出真相吧，我相信你。”就在我看的时候，三个小点闪烁着，有人正在输入。紧接着，好像魔法一般，另一条表示鼓励和支持的评论跳了出来。我把手机往桌子另一头一滑，将昨天的三明治丢进垃圾桶。 我刚准备回大堂，手机响了：雅各布·斯特兰来电。我笑着接起电话，庆幸他还活着，还能给我打电话。“你还好吧？”我问。 好一会儿，那头只有死寂，我僵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的纪念碑广场、秋日的农贸市场和食品卡车。正值10月初，金秋时节，这个季节的波特兰就像户外品牌里昂比恩宣传册中的图景：南瓜、葫芦、一罐罐苹果酒。一个穿着格子法兰绒服装和狩猎靴的妇女穿过广场，笑盈盈地看着绑在怀里的婴儿。 “斯特兰？”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想必你也看到了。” “嗯，”我说，“我看到了。” 我什么也没问，他自顾自解释起来，说学校正在调查，又说自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猜他们会逼他辞职，也不知道自己熬不熬得过这个学年，也许撑不到圣诞假期。再次听到他的声音，我心里发慌，慌得跟不上他的话。上次通话都是几个月前的事了，当时我爸爸心脏病发作，走了，我吓坏了，告诉斯特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道德感再一次向我袭来。这些年来，每逢挫败——失业、分手、情绪崩溃，它便会发作，好像靠良心发现就可以挽回我搞砸的一切一样。 “可早在她还是你的学生的时候，他们不就查过了？”我说。 “他们在重新调查，又把每个人都盘问了一遍。” “既然他们当时认为你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现在又变卦了？” “留意到最近的新闻了吗？”他问，“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他小题大做了，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没事，可我知道他是对的。过去的一个月里，女性揭露男性骚扰者、侵犯者的浪潮势头越发凶猛。矛头多是对准名流——音乐人、政客、电影明星，不过没名气的也没能幸免。不论是何背景，这些被指控者，采取的都是相同的回应方式：先是全盘否认，而后随着指控声越来越大，他们灰头土脸地辞职，发表一份含糊其词的道歉声明，却对自己的不当行为只字不提。最后，他们不声不响地消失了。这些男的就这么垮了，这场面日复一日地上演，看上去着实不真实。 “应该没事的，”我说，“她写的那些都是谎言。” 电话那一头，斯特兰吸了一口气，空气咝咝地从他的齿缝间穿过：“严格说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撒谎。” “可你只不过碰了她两下，那帖子上却说你侵犯了她。”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