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通识

    改变世界，非经济学所长；改变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薛兆丰教授，中国大陆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因大量使用中国本土案例，故本书也被誉为更贴近中国现实的经济学入门读物。

《经济学通识》就是薛兆丰教授的一部自选集，他从自己10多年写作的文章中，精选出98篇。就像他所说的：“想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支持者，或真正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你绕不开这本书所讨论的每一个议题。”    读这本书，你会产生一种随时烧脑毁三观的冲击感。    ◆ 你将逐渐学会，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衡量；    ◆ 你知道不仅要看“局部”，而且还要看“全部”；    ◆ 你不仅能看见“别人看得见的”，还能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    ◆ 你会发现“事实是什么”比“别人怎么形容”更重要；    ◆ 你还会觉得不少过去看来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原来颠倒过来才对。    改造“世界”，非经济学所长；但改造“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阅读本书的后果，就是“世界观”的转变。    薛兆丰教授特别强调，这本书并不适合所有人。他出了一套测试题，看看你是否需要这本《经济学通识》。    你认同吗？    1.高峰期打车难的根本原因是出租车不够    2. 要减少失业，就必须创造更多的职位    3.掌握价格规律有助于预测价格波动    4.商人实行“价格歧视”，会损害消费者利益    5.政府拍卖土地推高了房屋价格    6.实施“同工同酬”法有利于保护弱者的权益    7.基尼系数越高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    8.商人乱提价会引起通货膨胀    9.冗长的销售链条和贪婪的中间商抬高了药价    10.遏制投机需求有助于降低房价    11. 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    12.成功的企业家应该回报社会    13.罢工能抵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14.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    15.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正确的    如果你从没有认可过这些说法，那恭喜你，不推荐阅读这本书了。    如果你认同过其中一些，那么还是推荐你读一下它吧。    世界并不复杂，只是你需要重塑一双慧眼。

    薛兆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曾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薛兆丰长期关注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文章持续影响了读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1.管制的愿望与结果论堵免费才是最贵的北京信不信市场火车票价还不够高康德未曾出远门火车票低价造成了举国浪费重税岂能压房价炒房有功价格规律与市场状态无关限购令混淆了房价上升的正负因素打击投资是大错大规模保障房只会提高真实房价政府卖地推高房价了吗电力紧张：为什么总是忘记价格公营与私营的异同短缺商品应该如何分配2.价格与市场认钱还是认人市场经济与歧视为“歧视”正名同工同酬法的反效果追问“原价”注定徒劳无功从侃价策略说起谁的谈判力更强从经济学原理看“投机倒把”3.贸易与互惠愈让步，愈进步！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为什么有贸易争端谁是贸易争端的主角谴责西雅图暴乱反倾销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机会4.反垄断的罪与罚谁在危及自由竞争谁创造了暴利荒谬的制裁打车软件倒贴用户是良性竞争反垄断法拓宽寻租之门反垄断只要一招第二章 生命有限1.利率的原理和应用股价不可预测利率由谁制定向费雪致敬低碳之争纯利率影响文化品位2.保险的机制与实践灾难预报与机制的演进中国医疗保险的特点和症结“医疗税”并非“医疗险”第三章 互相依赖1.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的应对医患之间的信任何谓优质缺奶、淡奶、浓奶和毒奶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解决之道共享经济不可挡2.劳动力的权利与福利失业不是浪费出卖劳动是基本权利大力度优惠工资法不可取工资是如何被决定的争取福利不宜越俎代庖从经济学角度看剥削罢工的性质3.收入与公平收入如何分配中国的基尼国际警戒线基尼系数信不过，劫富济贫有问题从明星现象看收入不均最多数人的优选幸福从赌性不同看公平之困难第四章 需要协调1.汇率与通胀汇率形成的机制稳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压低人民币汇率等于供养美国是明确货币政策的时候了2.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和命题经济改革就是要落实转让权征地还是征税征地的权衡合理集资与庞氏骗局金融改革不容忍庞氏诈骗民间金融改革的难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哲学经济发展岂是任务3.民主与自由钞票与选票之争资源争用不应靠民主解决打破对政府和投票的迷信理性胡闹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欧债危机与宪政选择民主不是自由为自由而进言第五章 经济学随想1 .经济学的态度和观念经济学的免责声明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行善的困难企业家须回报社会吗？环保思想家和经济实干家2.经济学的误用和纠正需求曲线必定向下“价值”观的谬误知数据不知情况“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3.经济学巨匠的成就和纪念法律经济学从科斯开始如何纪念科斯官员不是天使——纪念宪政经济学先驱布坎南教授因纯真而深刻——纪念经济学家阿尔钦纪念贝克尔

    论堵北京也以“堵”扬名。事实上，治堵不算难，“按时间路段收费”即可收立竿见影之效；值得深究的是：为什么人们都在试图抗拒有效的方法，转而求助于适得其反的下策。道路的作用是疏导交通；被疏导的交通的价值越高，道路的价值就越高，这是机场跑道与乡间小路之间的区别。严重的拥堵，可以让高价值的机场跑道沦落为乡间小路；而治堵的目标，就是要设法让道路所实现的价值达到优选，即确保在任何时段，都让对使用道路的需求为优选的车辆顺利通过。这目标清楚，而许多带来反效果的措施，都是因为把这一目标与其他目标混为一谈造成的。从经济学看，道路不是公用品(public goods)，而是私用品(private goods)。所谓公用品，指的是一个人用不影响其他人用的物品。典型的例子是音乐旋律、故事情节、科学定理等。公用品既可以由政府提供，如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也可以由个人提供，如带版权的电影和书籍。私用品，指“一个人用了别人就不能用”的物品，包括粮食、电力、用水、医疗服务、教育设施、国家公园、交通工具和公路航道等。私用品也是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个人或私营机构提供的。关键是，不论谁提供，也不论提供者是否向使用者收费，私用品的“一个人用了别人就不能用”的属性不变。公路就是这样：尽管它很可能是政府铺设的，而政府也很可能不收费，但一条车道，一辆车用了，别的车就不能同时同地使用，所以才会发生拥堵。其他私用品，也一概如是。因此，尽管政府提供了私用品，但政府模仿私营机构的做法，向使用者收费，就仍然具有双重意义。一，收费能区分使用者的需求，能把“一个人用了别人就不能用”的私用品，分配给需求更大的人。二，收费能帮助政府进行成本核算，让政府好像私营机构那样了解他们提供的设施是否划算，从而为将来的公共建设规模提供指南。很多人一般地反对“用者自付，按价交费”的资源分配办法，动不动就质问“穷人怎么办”。他们不明白，按“价高者得”原则筛选出来的不是贫富，而是需求的大小。富人也有不肯出价的时候，穷人也有很肯出价的时候。要是路权是按拥堵费分配的，那么一个躺在救护车里的贫穷孕妇，是否比一个载女儿上芭蕾舞班的富人更愿意支付拥堵费？一群挤公交的上班族，凑起来的钱是否更容易让一个只身去做美容的家庭妇女让路？显然，市场机制为需求更高的穷人提供了随时战胜需求较低的富人的机会，而其他行政管制手法，则只会削弱穷人的这种机会，并巩固那些行政手段丰富的人的优势。可能有人会说，政府收的钱已经够多了。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私用品——哪怕是由政府提供的私用品——是否应该收费，与收取的费用应该用于何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政府分文不收拥堵费，与收取足够高的拥堵费后把收入全部均分给全体市民，这两种做法虽然都能阻止政府增加收入，但对治理拥堵的效果是接近不同的。广州地铁试行免费乘车的经验，是绝好的旁证。假如对地铁这种私用品接近不收费，那么哪怕是需求很低的人也都会涌来；相反，收费后把收入返还给居民，需求低的乘客就会主动回避高峰。北京的道路不是“到处始终”拥堵，而是“某时某地”拥堵，治堵的办法没有比“按时按段收费”更精准了。越接近这个原则的治堵方案就越有效，越远离这个原则的治堵方案就越无效。例如，提高燃油费就难以有效治堵。这个办法不但会让在非繁忙时段行车的车主吃亏，同时还鼓励了已经缴纳了高额燃油费的车主，去争用本来已经稀缺的道路时段。人们可能还会到周边地区购买汽油，并由此引发管制带来的无谓浪费。不公平加剧了，拥堵则并没有减少。相似地，企图通过提高牌照费的办法来治堵，也是隔靴搔痒，没抓到要害。管制者没有理由推断外地车对北京道路的需求低于本地车。相反，一般愿意老远开来的汽车，反而应该比在本地的汽车，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办。然而，管制者如果不对外地车牌采取歧视性的，提高北京车牌牌照费的做法就难以收到任何治堵的效果。由此看来，通过提高牌照费的办法来治堵，造成的问题恐怕要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再有，之前颁布实施的“摇号发牌”的办法，无论其优劣，无论人们是否会形成一个地下市场来冲抵它的作用，都与“按时按段收费”的办法不沾边。所谓“治堵”，是说现在京城的某些时间某些路段已经太堵了，而不是将来可能堵。即使从此停止发牌，也无助于解决目前的拥堵。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听到各式各样的治堵建议，包括“优化道路规划”“发展公共交通设施”“缩小城乡差别”“公布政府机构购车用车的详情”，甚至是“让政府部门搬迁到五环外的郊区”，等等。客气地说，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客气地说，建议者根本就不想在可见的将来看到北京的拥堵得到改善。为什么？建议者们忘掉了“治堵”的目标，那就是确保对使用道路的需求为优选的车辆顺利通过；相反，他们把“治堵”理解为“治理社会”，把许多其他的愿望和目标，都与治堵等同起来，甚至置于治堵之上了。这是说，大家不妨讨论如何优化这些外界条件，讨论如何改道、如何发展公交、如何公权力，但这些问题本身不是治堵的目标。我们不能先放弃“按时间路段收费”这一直接达到目标的办法，退而指望去改变那些间接的因素来治堵。同样的道理，大家不难理解，只要食物供不应求，那么餐厅就应该实施“按质按量”收费办法，而不是指望改善了公款吃喝的现象后才让餐厅收费；鸡肉紧俏了，鸡肉就应该贵，而不是漫无边际地讨论如何增加牛肉的供应，进而讨论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以致顺带使得鸡肉不用涨价。至于“按时间路段收费”应该如何实施，短平快的办法之一，就是先设定“适度拥堵”的行车速度，以此为目标，实时调整道路的拥堵费率，用电子显示牌和无线广播等办法公示，通过摄像头来记录经过的车辆的车牌，事后通知并征收拥堵费。可以想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不同时段的拥堵费率就会稳定下来，车主就能形成较准确的预期。如果人们过去按预期可以说“你周一早上六点从机场到北大东门是不会堵车的”，那么实施“按时间路段收费”后，人们就可以这样预言：“你周一早上八点从机场到北大东门也是不会堵车的，但一般要交二十元的拥堵费。”为什么人们总是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排斥“按时间路段收费”的办法？我想央视特约评论员王志安先生对公众心态作了准确的概括：“治堵可以，但不可以妨碍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显然是大家的利益都受到严重损害，纳税人出资铺设的道路极大地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