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审判

根据一手资料深挖庭审细节，细腻笔触还原艾希曼审判现场，深度讨论人性的“恶”的问题。补充论证阿伦特等对于大屠杀的讨论，冷静客观评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作者利普斯塔特是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顾问，为大屠杀研究事业奋斗终身，《艾希曼审判》是其集大成之作。本书有冷静严肃的陈述，也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为深入探索艾希曼审判和幸存者对后世的影响提供重要资料。

1960年5月，纳粹战犯、“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捕。随后，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其进行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审判。在世界面对种族灭绝这一仍在持续的行为并思考幸存者命运的时候，这场审判成为全世界司法程序的试金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法律和道德框架，使我们能够直视“恶”的问题。有名历史学家利普斯塔特详述了艾希曼审判的过程，并对汉娜·阿伦特等哲学家在犹太人大屠杀方面的学术研究进行了补充论证，深入分析了大屠杀幸存者的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本书结合了历史视角和当代紧迫性，在叙述中注入了扣人心弦的情节。

德博拉•E. 利普斯塔特（1947— ）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顾问，自1993年起任教于埃默里大学现代犹太历史与大屠杀研究专业，2021年被提名为“美国管控与打击反犹主义特使”候选人。主要作品有：《否认大屠杀》（1993）、《审判史：与大屠杀否认者同庭之日》（2005）、《艾希曼审判》（2011）和《反犹主义：此时此地》（2019）。

题献
导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结语
大事年表
致谢

     1960年5月23日下午，以色列国会的议员们被召集起来，讨论一桩本应稀松平常的预算事务。这时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站起身来，走上讲坛，用（按照《纽约时报》的描述来说）“戏剧般的轻描淡写”的语调，开始了一项只有两句话却震撼了全世界的声明： 我必须告知国会，稍早以前，纳粹的主要战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发现了。此人应与其领导人一同为灭绝了六百万欧洲犹太人的（被他们称为）“最终解决”负责，阿道夫·艾希曼目前已被关押于以色列，并将在不久后根据审判纳粹战犯及其同犯的法律受审。 本-古里安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便离开了，留下了全体震惊的议会。在一段短暂的静默之后——也不确定到底多久——整个房间爆发了。人们哭泣、拥抱，惊叹道：艾希曼“落到我们手里了（b'yadenu）。”在大街上，相似的情形随即发生。人们围绕在收音机旁，聚集在报刊亭前，寻求更多的细节。历史学家汤姆·赛格夫（Tom segev）把这种席卷全国的情绪与十二年前所发生的事做了比较。“以色列人都不曾意识到，自从《独立建国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以来，人们有着如此深厚的民族团结之情。”以色列的五十万大屠杀幸存者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华沙犹太隔离区的抗争者伊茨哈克（安泰）·查克曼[Yitzhak（Antek）Zuckerman]说出了这些相互矛盾的情感：“喜悦与悲伤同时降临到我们头上，相互缠绕。”这种奇特的情绪的混合，可以用《圣经·旧约·诗篇》94中的诗句作为例证：“El nekamot hofea”，即“伸冤的神已经显现”。 这是艾希曼第二次被捕。战争甫一结束，盟军就逮捕了他并将其拘禁在一个战俘营中。他使用了假名，从而掩盖了自己的身份。之后，许多纽伦堡法庭上的受审者都将其与“最终解决方案”联系起来。他们证实了艾希曼不断提出请求去处决尽可能多的犹太人，以及他在灭绝进程中的关键性角色。艾希曼猜测盟军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伪装，担心其真实身份很快就会被发现，或者会有其他犯人为了讨好逮捕者而揭穿自己。在其他同为战俘的前纳粹党卫队军官的帮助下，他逃到了德国一个偏远地区，那里有一家木业公司为许多战犯提供了工作和庇护所。当这家公司破产时，他决定逃往阿根廷，在那里，其他第三帝国的官员都受到了友好的欢迎。他们在战时的身份经历并没有阻碍其进入这个国家。在一些得到了梵蒂冈教廷高层（不一定是优选层）正式批准的天主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艾曼获得了一本红十字会护照，化名里卡多·克莱蒙特（Ricardo Klement），逃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此时，没有哪一个拥有必要资源或合法权利的人有兴趣去找他，这一事实给艾希曼的脱逃提供了不少便利。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同盟国都在为冷战焦虑，失去了热情去追捕纳粹以及孤立他们的新同盟——西德。以色列则由于害怕遭到阿拉伯人的灭绝，正集中力量保护活着的犹太人，而不是为逝者复仇。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ard Adenauer）的政府里充塞着前纳粹分子，他宣布对战犯的追捕已经结束了。 若不是业余的侦查和歪打正着的运气，艾希曼的藏身之处可能始终都会是个谜。与找出艾希曼藏身之处有着最重要联系的两个名字和整个抓捕行动没有多少关系，这些扮演了关键角色的人基本被忘却了。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以及（稍稍次要的）图维亚·弗里德曼（Tuvia Friedman）曾声称自己追索艾希曼多年，并且也因之而受到赞扬。事实上，他们主要的贡献在于寻获其他凶手，而对此次抓捕的付出则是相对较少的。二人属于一个坚信纳粹战犯必须要被抓获并接受惩罚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由大屠杀幸存者组成。他们将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在大多数其他政府机构都已经失去兴趣之时仍一直在追踪纳粹分子。维森塔尔称，是他提供的信息导致了艾希曼的“被捕，认罪，与处决”。在回忆录里，他描述了自己如何阻挠了薇拉·艾希曼在1947年宣告其丈夫死亡的企图，从表面上看，这样她就可以有资格获得遗孀抚恤金。他声称自己发现了那个证明艾希曼死亡的人是薇拉的夫兄，并将该事实告知了占领当局。他们立即驳回了她的申请。维森塔尔极力吹捧这次行动，认为它是追捕行动中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一份死亡声明就会终结所有寻找艾希曼的努力。（谁会去找一个死人呢？）实际上，最终逮捕了艾希曼的以色列人会因为一份其家属所提供的死亡证明而被阻止，这是不太可能的。而更重要的是，维森塔尔的说辞与他之前所说的内容是相矛盾的。在他1960年就此事写给驻维也纳的以色列大使的信中，维森塔尔明白无误地说道，抚恤金申请是“在当局的要求下”被驳回的，而没有提及自己本应扮演的角色。大致同一时间，在另一封写给大使的信中，他提及：“艾希曼夫人在布拉格有一姊妹，其丈夫是一名政府官员。名字如下……”换句话说，他似乎并不知道艾希曼夫人的家姓，却在随后声称自己揭露了他们试图宣告艾希曼死亡的行动。 1952年，薇拉和她的儿子们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