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世与传世:阅读梁启超

近代这个激烈动荡的转折年代，牺牲了却也成全了梁启超们。当年多少一心吟诗、不问世事的纯文人早已被人遗忘，多少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也已烟消云散，只成为历史家的研究对象；可是，充满矛盾的梁启超还或者，起码他的追求、他的苦难和欢乐仍萦绕在今天的文学家心中。 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 作为夏晓虹先生的梁启超研究发轫之作，本书曾多次再版，本版又进行了增补修订。本书系统地回顾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亦适合大众阅读。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法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讲学。

_总序  / 001 中华书局版序  / 006 第一章  导言：“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  / 011 第二章  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     ——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  / 025 第三章  “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     ——梁启超小说研究  / 056 第四章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梁启超诗歌研究  / 098 第五章  “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梁启超“新文体”研究  / 133 第六章  反叛与复归     ——梁启超与传统文学观念  / 179 第七章  借途日本  学习西方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  / 209 第八章  “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  / 236 第九章  “欧西文思”与“欧文直译体”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散文  / 276 第十章  结语：“但开风气不为师”  / 319 附录一  梁启超学术年表  / 335 附录二  梁启超著述要目  / 343 后记  / 348

    “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 一 在《三十自述》A中，梁启超曾这样记述他的出生：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把自己的出生时间与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既有炫耀新知识之心，更有一种自觉处于国内外风云交汇之际，因而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庄严意识。的确，时代给予梁启超以机会，而梁启超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梁启超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者家庭，十八岁以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沿着前代读书人的老路走下去，他的前途不外科举仕宦或积学能文二途。然而，梁启超是幸运的，他躬逢良时，又躬逢得风气之先的良师康有为，再加上他个人的聪慧异常与生性喜新，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出将入相、宿儒才子接近不同的路。这个玉成梁启超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充满了苦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处在列强势力包围中的中国，面临着弱肉强食的瓜分危险；腐朽势力的倒行逆施，也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西学东渐”，则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不学习西方进行变革，就要亡国，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生当中国历史上这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梁启超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变法图强，猛烈攻击顽固守旧派，宣传西方文明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学说及其他科学思想，给沉闷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新生气。无论其说是否粗疏浅陋甚至多有错误，也无论其人的政治立场为保皇、改良抑或其他，梁启超大量著述的实际效果却是激发起人们对清政府的仇视与反抗情绪，加速了新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从而为政治上、文化上的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和封建社会同样悠久的封建文学，到晚清也失去了光辉，具有近代意识与近代色彩的改良文学随之兴起。作为这一文学运动领袖的梁启超，以日本明治文学为榜样，利用手中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为改良文学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指导与专门的发表园地，团结了大批作者，造成了强大声势，终于使改良文学成为晚清文学的主流。虽然文学改良运动是与政治改良运动相辅而行的，但两者的命运很不相同。梁启超所从事的政治改良运动因落后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未获成功，而他所发起、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自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价值。 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目前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研究这一段的文学或文化，便不可能越过梁启超。梁启超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完满的典型代表A，其内心的矛盾与 困惑也缠绕着整整这一代人，并由这种共同的文化心态塑造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基本面貌。揭示梁启超的矛盾与困惑，因而成为本书的重点。 二 梁启超参加过科举考试，却成为一个长期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政治家；他出身旧学，却以新学家而闻名。这种并非偶然的命运安排，使他的矛盾与困惑也带有某种时代的必然性。还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便与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近代思想的古文翻译家严复发生过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新民丛报》时期。 严复1897 年的原信现在未发现，不过，据其后来自述及梁启 超复信中所述，是他以为梁启超发论草率，因而“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悔］”。梁启超私下虽然承认严复所说未尝无理C，但在回信中仍然申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