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学术:阅读梁启超

后人虽然加给梁启超很多“封号”，但实际上最根本的，也为梁启超所承认的，还是政治家与学者这两重身份，其他各种头衔都可以分属其下。不仅梁启超的一生大体可以1917 年底脱离政界为标志，划分为从政与治学两个时期；而且，直到1921年，梁启超仍然被政治与学术的强烈冲突所困扰，自白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在我看来，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学者，他自己也承认，“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只是他所处的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外在的形势促使感情激越的梁启超走上了政治之途。……梁启超最终选择了“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按照我的理解，是成就了一位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 ——夏晓虹

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却高屋建瓴，对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了综合研究。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面对种种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为您解读以外一生摆荡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 本书选取梁启超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点滴，展示了梁启超不为人知的思路细节，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活动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独辟一地，或变革或笔伐，或温和改良或力挽狂澜。此书展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国家的深爱和忧虑。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法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讲学。

总序  / 001 小引  / 006 辑  一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  / 013     一、梁启超研究简述  / 013     二、梁启超的政治生涯  / 016     三、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评价  / 021     四、对德宣战与五四运动  / 025 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  / 029     一、考察宪政五大臣奏稿疑案  / 029     二、梁启超与戴鸿慈、端方之奏折  / 034     三、新发现的梁启超稿本  / 038     四、五篇奏稿与清末新政  / 042     五、化除满汉畛域的献策  / 052     六、关于《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  / 057     七、对一篇未完稿条陈的考证  / 062     ［附录］梁启超代拟宪政奏折及其他  / 068     一、请定外交政策密折  / 068     二、上端方书  / 077     三、请设财政调查局折  / 082     四、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  / 085     五、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  / 087     六、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呈文  / 095 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  / 100     一、梁启超与伍庄的交谊  / 100     二、伍庄眼中的梁启超  / 104     三、梁启超与宪政党之关系  / 110     四、政治与学术的离合  / 118 辑  二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 135 1920 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     ——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  / 147     一、关于《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佛教史》  / 151     二、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国学小史》  / 158     三、关于《墨经校释》  / 176 1920 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     ——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  / 186     一、关于《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与《尝试集》  / 186     二、关于梁启超词稿  / 202     ［附录］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  / 217 辑  三 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  / 233     一、双涛园：以辞章之学为主  / 234     二、饮冰室一：1918 年为群儿讲学综考  / 240     三、饮冰室二：清代学术研究的再出发  / 244     四、饮冰室三：讲论《孟子》的试演  / 255 梁启超的“常识”观  / 266     一、“国民常识学会”的构想  / 266     二、“国民常识”论述的形成  / 279     三、梁启超“常识”观的构成  / 291 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  / 306     一、《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缘起  / 307     二、“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之试验  / 311     三、“培养图书馆人才”之实践  / 321     四、《中国图书大辞典》的成绩  / 329 辑  四 梁启超与父亲     ——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  / 339     一、民国前的父子离合  / 339     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  / 341     三、梁启超为父祝寿  / 344     四、为国乃大孝  / 347 梁启超《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考释  / 353     一、告墓文的撰写经过与文类辨析  / 353     二、《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分段解说  / 357     三、三个文本对勘所见  / 369 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     ——从梁启勋藏札谈起  / 373     一、习书留影  / 373     二、世界八杰笺  / 377     三、自制笺索隐  / 381 辑  五 关于梁启超     ——答《南方日报》记者问  / 393 梁启超与政治     ——答《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问  / 401 征引文献  / 410     一、报刊  / 410     二、史料集等  / 411     三、论著  / 419     四、论文  / 420 _

    梁启超与父亲 ——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 梁启超的家书很多，现存写给子女们的信大约有四百封，单独写给夫人李端蕙（字蕙仙）的也有将近十封，甚至二弟启勋也保存了二百二十多通兄长的手札（不包括写与他人者）。由此推想，梁父宝瑛先生应该收到过不少来自长子的请安信。而就目前所见，情况殊出意外。2012 年12 月由匡时公司拍卖的“南长街54 号梁氏档案”中夹带的四信，或许是仅存于世的梁启超禀父书，却属于永远无法寄达的邮件。 一、民国前的父子离合 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别的用意，书信总是由于分别才产生，因此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梁启超与父亲的离合情况。早年的游学广州、赴京参加考试或逗留，离家虽也曾长达八月之久，但那段时期，梁启超仍以乡居为归宿。1895 年以后，梁启超开始奔走国事，生活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1896 年在上海主笔《时务报》，1897年在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1898 年在京城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此时与父亲已是聚少离多。优选的转折出现在1898年9 月21 日的政变发生，梁启超随后的逃亡日本，才使父子间的见面真正成为难事。 曾经少年得意、前途无量的才俊，骤然变成清廷的通缉犯，且避难异国，归期难测，梁启超流亡之初，在父子双方的心理上应该都会感觉十分沉重。尽管梁老先生已经迅速脱离险境，移居澳门，但当年10 月29 日、11 月19 日接连写与夫人的信中，梁启超一直念念不忘：“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A对父亲心情与身体的担心溢于言表。此时梁启超也有写给父亲的“安禀”B，所表露的应是同一心事。 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而牵累父亲，这一份内心的歉仄，在1899年底出游夏威夷，于远洋轮上所写的《壮别二十六首》中有过充分的表达。“呈别家大人一首”诗作： 罪屈家为累，恩深报苦迟。 十年惭虎变，两月补乌私。 为懔悬弧训，更劳陟岵思。 牵衣日追从，最忆是儿时。 诗注云：“余十年以来，浪迹中原，侍养久缺。去年之变，累及家属，遁迹澳门。今年九月，家大人东来抚视余，居两月，复拜 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 终于等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梁启超也于次年10 月结束亡命生涯，荣归故国。 而此时重返国内政治舞台的梁启超，已与出亡前多半被视为康有为门徒的资望大为不同。其自我期待亦极高，与女儿思顺信中，便直以“吾之一身渐为全国政治之中心点”相许。相应的安家之处，也会有“不能不常居于政治中心点之地”的考量。“归粤”既不可能，由此便发生了苦尽甘来之后，如何安置父亲的问题，这实在让梁启超很觉棘手。他选择的办法是，写信给尚留日本读书、最得其钟爱与倚重的长女思顺，请其就近向彼时同居一处的祖父转达，以“婉劝决定”C。因而，这封写于1912 年12 月1 日的长信由于坦诚披露此段心曲，很值得关注。在家书的开头，梁启超先已表明，“祖父年高，非迎养在此，则一日不能即安”。可见，接来父亲，一起居住京、津间是大前提。在此之下，梁启超考虑的是，“迎养为承欢也，必祖父常能欢愉，然后兹愿始遂”。那么，怎样才能让父亲欢愉呢？ 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其父独自前来。从父亲一方设想，一人在此，必“常悬念乡中诸幼，心常不适”；更严重的是，“在此间极寂寞，必至生闷”。而其所以会感觉寂寞、气闷，则是因梁启超极忙，现在“尚未入党，尚未当国”，已是“每夜非至三四点钟，诸事不能办了”，以后之忙碌又当“视今日更加几倍”。故梁启超预料，“吾决无能日日陪侍祖父闲谈之余暇”，甚至连二弟启勋亦“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自然也无法全力照顾父亲。其他身边的亲属大抵均如此。而“诸人各干各事，祖父到来，终日少人陪侍，必生恼怒”。不但达不到孝养的目的，亦会牵连梁启超本人“精神无片刻能安，亦必至一事不能办而已”。这对于自认“欲不办事，天下人安能许我”A的梁启超来说，如何能够承受？其实，梁启超优选的担心是，父亲独来，势必要与之同住，然此“就我而居”，实“有种种不便处”。与梁思顺函中所述各情， 很能见出梁父的性格与梁启超的为难，且描画相当生动，不妨一并录下： 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