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雍正

本书全面论述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并与康熙帝执政时期做比较，意在分析雍正统治下的国家社会走向，朝野上下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些对中国的历史走向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金恒源 作家，清史研究者。先后出版《雍正称帝与其对手》《你所不知道的雍正后宫》《雍正帝与家人》《再说雍正》；论文刊于《史林》《清史论丛》《清史研究》《紫城》等；热心公益文化讲座，计500余场。

前言
章 治国理念
一、康熙帝的治国理念
二、雍正帝的治国理念
第二章 密折制
一、研究密折制不可忽略的两件史料――《朱批谕旨选辑》雍正御制《序》及卷末乾隆御制《后序》
二、密折制是雍正帝特务统治之工具
三、密折制是凸显人治超越法制的畸形政治
四、密折制在雍正时代的历史走向
五、密折制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之肿瘤
第三章 秘密立储
一、制度创新还是权宜之计
二、是政治进步还是历史倒退
三、雍正为何急于秘立弘历为储
四、康雍帝秘密立储之优劣
第四章 雍正朝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日发谕旨十一道
二、禁海禁矿
三、轻视商业
四、闭门自守
五、从雍正朝的财政收入结构说起
第五章 雍正朝的经济问题
一、康雍朝户部存银之简单比较
二、康雍朝米价之比较
三、康雍帝财经理念之比较
四、雍正帝为乾隆朝打下良好经济基础吗？
第六章 雍正朝的反腐
一、贪污、亏空与反腐惩贪的必要性
二、雍正朝反腐的时代肯景与局限性
三、雍正帝与权贵官？
四、康熙帝为何反对“火耗加派”
五、对养廉银政策得失之思考
六、对养廉银制度优劣得失之再思考
第七章 雍正朝的几个文化现象及反思
一、雍正朝文字狱
二、雍正朝文字狱的位受害人与最屈受害人
三、大字报、大批判之发明者与推行者
四、清代优选的著作权案
五、雍正帝与寺庙、方丈
六、雍正朝的祥瑞说与造假风
七、康熙帝的南苑书房
八、康雍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损害
第八章 雍正帝生活奢侈远超康熙帝
一、象牙席
二、鼻烟壶
三、衣食奢华远超康熙
四、圆明园之谜
五、再说《十二美人图》
六、另建西陵
七、痴迷炼丹、企求长生
第九章 来华使节与传教士对康熙帝之评价
一、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记载介绍
二、法国传教士张诚的记载介绍
三、法国传教士白晋的记载介绍
四、法国传教士宋君荣
五、俄国特使萨瓦
六、美国学者恒慕义
七、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八、《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诸多矛盾
第十章 雍正帝骂名之根本原因：人心所向
一、骂名由内而外的传播
二、骂名自上而下的扩大与热播
三、违背儒家传统价值观
四、雍正帝本人的成败与失落
五、雍正朝国土的大量流失
六、雍正朝经济滑坡
七、雍正帝的阴险、残暴
八、雍正帝过河拆桥、众叛亲离
九、未处理好宗教人士、外交人士的关系
第十一章 伟人耶，小人耶？
一、雍正帝即位前后的自评及对执政业绩自述之评估
二、对康熙帝死因之分析
三、从雍正帝对后宫妻妾真实心态与行为、看雍正帝其人
第十二章 余论：浅议近年来雍正研究之得失
一、浅析康熙帝的优势、强势与局限、遗憾
二、雍正帝的优势、强势与局限、遗憾
三、对雍正帝承上启下之再认识
四、拜读冯尔康先生《雍正传》
后记

    康熙帝在阅读了《论纳谏》后有感，曾直接就忠臣与良臣关系一事说道：“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朕每阅唐太宗、魏征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征对唐太宗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朕尝思忠良原无二理，惟在人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
     汤斌为江苏巡抚时，就把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作为为官执政的要领：“凡诸便民者，皆奏请行之，见属吏，必反复丁宁，告以君命不可负，民命不可残。”
     不仅康熙朝的大员必须以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作为为官执政的要领，康熙帝的第二代接班人乾隆帝在执政五十八年时，也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乾隆帝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己酉（二十日）冬至第二日，乾隆帝对大臣谕旨：“朕自御极以来，惠爱黎元，加恩海寓。凡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漕粮二次。此外，偶遇水旱偏灾，随时蠲免赈恤者，又不一而足。敬念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年……朕继承统绪。于重熙累洽之后，惟日孜孜，无刻不以民依为念……彼时大臣中或以经费有常，储蓄宜裕为词者。似为国用起见，易于动听。而不知民为邦本，为民、正所以为国，其言断不可听从也。至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倘复有奏请开捐者，即为言利之臣，更当斥而勿用。”
     乾隆帝在执政近六十年之际，他怀念并更为敬重的，是皇祖康熙帝；他公开宣布，他继承、奉行并坚持推行的，仍是皇祖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君命”与“民命”并举并重的君民治国理念。
     对臣属的取舍好恶，究竟是以是否忠于皇上为先，还是以民舆民心为重，康熙帝的立场态度是很好显明、坚决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康熙帝在提到张鹏翮、彭鹏、郭诱等官员时说：“臣下之贤否，朕处深宫，何由得知？缘朕不时巡行，凡经历之地必咨询百姓，以是知之。”
     又云：“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
     康熙帝并未将忠君列为条，官做得好不好，首先要问老百姓，这实际上已经回答并解决了忠臣与良臣孰优孰先的问题。何为良臣、好官？“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
     康熙帝的良臣、好官的标尺十分简单明了，但真正做到、做好，也非易事。
     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26岁的康熙帝就对在廷众吏说：“人臣事君全在辨心术之公私，今尔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务，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何患不治平哉。”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十三日谕部院大臣：“从来君臣之分虽甚尊严，上下之情贵相浃洽。尝观唐宋盛时，堂廉不隔，以成交泰之治。”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初七日谕大学士等：“（国家）必得贤能之人，始能管理。”（同上书）“事君之道，不欺为本。”“何事当行，何事当革，悉意以陈，毋有所隐也。”
     祖母孝庄太后有一次问玄烨有何愿望，玄烨答：“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他为此立志：“所爱不在一身，总为天下生灵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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