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 司徒雷登回忆录

本书英文版于1954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
全书勾勒出人物命运为历史悄然推动的轨迹。前12章司徒雷登自述个人事业的抉择、在华传教的使命、参与燕京大学的创建、二战期间被日军软禁以及二战后担任驻华大使等经历，较为具体地展示出在华五十年生活的重心。后3章是对人生经历的总结与体悟。
司徒雷登作为在中国近代史、教育史和中美关系目前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其回忆录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当然，由于身份角色的不同，作者叙说中难免存在20世纪上半叶个人主观立场的局限性，这一点需要读者特别留意和加以分辨。

给司徒的序言
引论
前言
第一章家世渊源
第二章求学生涯
第三章回到中国
第四章梦圆燕园
第五章燕京岁月
第六章中国显达
第七章孤岛抗日
第八章囹圄重生
第九章使馆召唤
第十章未圆的梦
第十一章危机四伏
第十二章竹幕背后
第十三章身在华府
第十四章退思此生
第十五章美中新局
附录

     第一章 家世渊源 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我和这个伟大国家与民族之间必然有着难以割舍的精神纽带。这不仅是因为我出生在这里，也因为我在这里长期生活，和无数的中国人成了朋友。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的美国男孩，后来又作为传教士和中国文化的学习者、福音教派神学教授而担任大学校务长，这些经历是我人生中特殊的荣幸。1946年，由于局势的特殊，我被“扔”到南京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度过一段并不愉快的日子。1949年我最终黯然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 在中国我经历了不少政权——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理想主义者孙中山领导的早期民国政府，孙中山去世之后军阀混战贪官横行的民国政府，开始致力于民族统一和现代化的国民政府，统治中国半壁江山、不可一世却短命的日伪政权，二战胜利后却饱受内战创伤的中国还有刚刚执掌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经历了这么多现代历史的变迁，目睹了一个古老又崭新的文明所承受的成长的伤痛。中国努力去适应这个20世纪的世界，将来的某一天她必将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回望过去的80年，我心中那个清晰而又神圣的上帝指引着我的人生之路。我意识到我人生中的许多重大决定是在外部的束缚和内心的勉强中做出的。一次次地，有一种力量，似乎不是来自我自己的内心，但是却迫使我去走向自己并没有追求也没有预料到的人生体验和旅程。无论如何，我能够在半个世纪的中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关系中起到一些作用，我已经心怀感激了。尽管这种关系现在破裂了，但是我坚信将来在日渐兴起的世界民主模式和世界大家庭中，中美之间将会重新建立一种牢固且丰富多彩的关系。 一 我父母都来自勇敢的开拓者家庭。我们司徒家族在美洲大陆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阿奇波德·司徒(Achibald Stuart)，一位出生在阿尔斯特(Ulster)伦敦德里(Londonderry)的苏格兰人。据说他是奥奇尔特里(Ochiltree)勋爵的后代，勋爵后来成为斯图尔特堡的伯爵。由于卷入了一场宗教反抗运动后受到迫害，他逃到了西宾夕法尼亚。随他而来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大卫和约翰。7年后全家都迁往美国。阿奇波德在弗吉尼亚的韦恩斯伯勒(Waynesboro)旁的一个农场定居下来。他的四个孩子和家族成员散居于美国的东部和南部各州。其中一个嫡系后代就是亚历山大·司徒(Alexander H.H.Stuart)，曾经担任菲尔莫尔(Fillmore)总统的内政部长，而后成为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另外一个是杰布·司徒(Jeb Stuart)将军，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南方邦联军队的一名勇猛的骑兵司令。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受伤后被人从战场上抬了下来，离开了自己的战友，还挥手大喊：“回去，回去，像我一样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约翰·司徒(John Stuart)住在弗吉尼亚州奥古斯塔郡(Augusta County)的沃克尔小溪(Walker Creek)边，后来定居在斯当顿(Staunton)。他的孙子罗伯特·司徒(Robert stuart)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作为拓荒者坐着有盖的四轮马车从弗吉尼亚的峡谷来到肯塔基的荒原。后来这个地方成了弗吉尼亚的一部分。此外，他还作为创始人之一在肯塔基的列克星敦(Lexington)建立了特兰西瓦尼亚学院(Transylvania College)。他在那里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并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校长。 罗伯特·司徒和汉娜·托德(Hannah Todd)结婚了。汉娜是林肯总统夫人玛丽·托德(Mary Todd)的姑妈。罗伯特的儿子大卫，也就是我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弟。罗伯特的另一个儿子约翰(John Stuart)，毕业于中央学院(Cntre College)，后来搬到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成为林肯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直到我11岁回到美国的时候，我才弄清我们家和林肯家的渊源。当时我和弟弟们住在莫拜尔湾(Mobile Bay)，听到这件事吓了一跳。在南方的朋友看来，“来自中国”已经是压弯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加上这件事的话，我们的生活将处于危险之中! 大卫·托德·司徒(David Todd Stuart)在女性教育方面开了先河。他是位于肯塔基州舍巴维尔(Shelbyville)的斯图尔特女子学院(Stuart FemaleCollege)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约翰·林顿·司徒(John Linton Stuart)于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舍巴维尔。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华盛顿与杰弗逊学院(Washington & Jefferson College)以及肯塔基州的中央学院接受了大学教育，并于1861年毕业。教了四年书之后，他来到普林斯顿神学院(Center College)深造，1868年毕业。正是在普林斯顿，约翰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来自中国的奈维斯(John L.Nevius)的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使他想到国外当传教士。他成为新的南方长老会对外传教执委会派出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于1868年带着两位助手来到了中国。他们一路途经纽约、巴拿马地峡、旧金山，然后到达上海，路上走了两个月的时间。 父亲的传教事业是从杭州开始的，那里在上海西南方向大约120英里。在长达46年的传教士生涯中，他始终在那里居住和生活。 二 当我父亲1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