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和他的幕僚们

阎锡山自辛亥首义就任山西都督，历经军阀、北伐诸役、中原大战、省政建设、在波诡云谲的旧中国政治舞台上，肆应自如,以山西--隅,相对独立于中央，主持山西神针38年而不堕，成为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少见的地方实力派领袖，这在民国历目前可属个特例，其作力是无人企及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取决F阎锡山有的政治经济人'赋和山西独特的封闭型行政地理环境,而且与阎锡山的'"善用人为",在身边积聚—批党、政、军、经、教各方面的人才不无关系。

再版前言
―盖棺论定"山西王"
二知人善任与相互制衡——阎锡山的用人之道
三亦师亦友、首席辅弼赵戴文
四内襄外助、生死之交贾景德、徐永昌
五辅弼良才南桂馨、赵丕廉、樊象离、薄毓相
六政工同志李冠洋、梁化之、智力展、杨贞吉
七嫡系将领杨爱源、周玳、王靖国、赵承绶、孙楚
八军事外围张树帜、张培梅、朱绶光、商震、傅作义、郭宗汾
九经济班底徐一清、贾继英、王尊光、彭士弘、张书田、徐士珙
十名流侍从郭象升、宁超武、方闻、朱点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二  知人善任与相互制衡――阎锡山的用人之道
    (一)由阎锡山“感想录”中概括出的“用人之道”
    客观地讲，阎锡山算得上一个注重理论的实践者，在他的一生中，“理论”无处不在。关于用人之道，阎锡山亦有着一套堪称“完备”的理论。一部《阎伯川先生感想录》，用人之道贯穿始终，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行政取决于人才，人才的有无取决于行政是否为“**当为之事”。阎锡山认为，“行政须为当时**当为之事”，亦即要注意抓主要矛盾。只有如此，才能*大程度限度地吸引各种人才。反之，若“失了**当为之事，则一等人才离。失了第二当为之事，则二等人才亦离。一等人才离则危，二等人才亦离则亡。”不能为“**当为之事”是行政的致命弱点，是为政者之大忌。
    其二，“知人善任”和“善用人为”。对此，阎锡山作了反复论证，他说：“使人，对人之智能不可高看，高看则有求备于人之病。处人，对人之品格不可低看，低看恐遭藐视轻侮之祸。使人必须知其所长，知其所短，然后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用非其当，非特无功，且失其人。自欺应当不器，使人必须以器。”他认为成功者共同之性能二十项，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知人善任”。“使人如使器，用其所能，弃其所不能。言事亦如此，说其才之所能懂，置其才之所不能懂，在人则得益，在己则省言。”另一方面，
    “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用人智，用人技，宁用一个高等的，不用一个平常的。”“知人善任，执简御繁，是为政之道。”在“知人善任”的同时，要“善用人为”。他说：“为政者当善用人为，不可善自为。善用人为则人皆能者，善自为则人之能者亦将无所用其能矣。”“为政要自己用心，使人用力。自己不用心人不乐用其力，自己若用力人无所用其力。”
    其三，式人之所长，赏罚严明。所谓“式人之所长”就是用人要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能求全责备。阎锡山认为，“用人做事，应矜式人之所长，不可常视人之所长。大学说，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是用人做事之好道理。管人当宥其错，惩其恶，言其限，密其则。宽以待之，专以责之，节以使之，明以考之，秘以察之，当以赏罚之。”成功者的共同之点应该是“信赏必罚”、“识中知对”、“通情达阴(世有通情达变之语，是指处事而言，达阴是指处人而言)”。为政者用人要力求做到“动之以情，明之以理，绳之以法”。
    其四，令人各负其责，职责相关。“做甚务甚”是阎锡山对其部属乃至对其治下的全体省民*基本的要求。早在他漂洋过海赴日留学的途中，就反复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因此，在他执政山西后，即以“做甚务甚”相号召。他说：“知己知彼，作战当如此，外交当如此，依人用人均当如此。”“用得其人，作得其事，两者兼备，始能成功。用非其人，作非其事，有一于此，亦必失败。”“用人多，无专责，事则乱。”反过来说，“用人多，有专责，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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