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重量的人

《没有重量的人》是瓦莱里娅·路易塞利的一部片段式小说，带有一部分自传色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身在美国的女作家，她和丈夫、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生活在一起，努力在家庭责任和写作之间保持平衡。小说前半部分写到了她结婚前的生活、婚后和家人的相处过程。女主人公想要出版一位不知名的墨西哥诗人希尔韦托·欧文的书，为了说服主编相信欧文的地位和意义，她甚至伪造了另一位有名诗人翻译的欧文诗歌译稿。有一天，“我”偶然在欧文住过的楼上见到了一个种着植物的花盆，忽然发现这个花盆和欧文曾在信件中描绘的他看见的花盆一样，于是“我”把它带回了家。自此，“我”仿佛和半个世纪前的诗人欧文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联系……

轩乐，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译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族长的秋天》、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动物集》、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失落的南方》等作品。

《没有重量的人》无目录

     中中把我叫醒： 妈妈你知道蚊子是从哪儿来的吗？ 从哪儿来的？ 从浴室喷头里来的。它们白天在喷头里，晚上出来咬我们。 一切都从另一座城市和另一个人生开始，它早于现在的这一个，晚于另外的那一个。因此，我不能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写下这段故事——好像我仍在那里，还是那个人一样。我也不能轻松地谈起那些街道和面孔，好像我仍每日经过那里遇见它们一样。我找不到准确的动词时态。那时我很年轻，腿很强壮也很细。 （我会想以海明威结束《流动的盛宴》的方式开始叙述。） 在那座城市，我一个人住在一间空荡荡的公寓里。我睡得很少。吃得很差，也很单一。我的生活很简单，也很规律。我当时在一家小出版社负责给书稿提意见，同时也是译者。那家出版社致力于拯救没人买的“外国珍宝”——这些书注定没有销路，因为说到底，在那个封闭隔绝的文化中，人人都痛恨翻译作品，因为它不纯粹。不过我当时挺喜欢我的工作，我想自己有段时间也做得很好。而且，在出版社可以抽烟。星期一到星期三，我会去办公室；星期四和星期五则是去各个图书馆研究的时间。每个星期一我都到得很早，手里拿着装满咖啡的纸杯，状态很不错。我会和秘书米妮问好，然后再去问候主编，他是专享的一个编辑，但他就是头头。他叫怀特。我会在自己的书桌前坐好，卷一支黄烟，然后一直工作到夜幕降临。 现在这个家里，住着我们两个大人、一个还是婴儿的女儿，还有中中。我们用中中来称呼他是因为，虽然他是两个孩子里比较大的那一个，但他坚持认为自己还是个不大不小的中等小孩。他说得有道理。他虽然更年长，但还是孩子，所以他就是中中。 几天前，我丈夫在下楼时踩到了一具恐龙骨架，造成了一场灾难。泪水、吼叫、颤抖：恐龙是不可复原的。现在霸王龙真的灭绝了，中中抽泣着说。有时我们觉得自己是两个充满妄想的格列佛，永远踮着脚尖走路，以免吵醒任何人，以防踩到任何重要又脆弱的东西。 冬天，那里会刮大风。但因为年轻，我还是穿着迷你短裙。我会给认识的人写信，在信里给他们讲我散步的经历，讲我套在灰色长袜里的腿；讲我裹在有很深口袋的红色大衣里的身体。我会写信描述抚摸着那双腿的寒风，把它比作一个刮得乱七八糟的下巴上的胡茬，仿佛空气和一双走在街上的灰色的腿是文学素材似的。一个人独居久了，专享能确认自己还继续存在的方式就是把行动与事物放进一个构成分享的句式里联结起来：这张脸、这堆行走的骨头、这张嘴、这只写作的手。 现在我都是在晚上写作，孩子们都睡了，可以正当地抽烟、喝酒、让空气流通一下。以前我总是不停地写，任何时候都在写，因为那时我的身体属于自己。那时我的腿很长、很强壮，也很细。把它们献出去是很恰当的事；无论是献给某个人，还是献给写作。 当时那座公寓里只有五件家具：床、餐桌、书架、书桌和椅子。事实上，书桌、椅子和书架是后来才添的。我刚到那儿的时候，只找着一张床和一个铝质的折叠餐桌。还有一个嵌入式的浴缸。但我不知道它算不算家具。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