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枣花的故事 从高考落榜生到美国哲学博士

这是美国艺术史专家杨薇博士的真实回忆。她出生于支边青年家庭，与父亲关系紧张，与环境格格不入；她1979年高考落榜，用15年的时间成为敦煌研究院业务骨干，却毅然离职，只为一个自费留学的机会；她曾拥有令众人羡慕的幸福家庭，却敢于撕开“美满”的假象，换来各自安好。最终，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童年阴影与父亲和解，考入美国名校，以博士身份创业，成为美国法庭认证的中国艺术专家证人，又收获了不易的爱情。这是一个女性在选择与努力中成长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反思与感恩的故事。

独白001
少年沙枣花（1979）
沙枣花009
父亲018
母亲030
落榜生041
成长在敦煌（1980—1995）
讲解员051
友人059
婚变067
贵人079
留学和创业在美国（1995—2005）
博导093
日本园林102
密歇根湖114
蓝色奶酪121
创业128
亲情
堂兄143
女儿150
丈夫162
婆家人177
结束语做最好的自己195
后记201

     我是谁？我时常问我的先生太史文。他告诉我说：“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美术史学家，一个艺术评估师，一个创业者，一个作家。”仔细想想，太史文的话很有道理。我的确拥有一个丰富的人生，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但是太史文忽略了我的一个最重要的身份——一个20世纪90年代初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我很看重这个身份，因为它代表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尽管心中略有不爽，我不埋怨先生想不起我的留学生身份，因为他只看到了我的现在，即付出和努力的结果，却没有想起我从哪里出发。我不苛责朋友们不了解我的过去，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过我昨日的卑微。为了荣誉，我付出了爱情、青春和健康。为了重生，我32岁背井离乡，辞女别母，踏上了艰难的留学之路。尽管前途未卜，但我一意孤行地走出了国门，因为我想救自己。面对今天的成就，我不敢苟同我是命运的骄子的说法，因为我付出的不仅仅有青春、泪水和汗水，还有情意。 我的故事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中国自费留学生的故事，一个贫困学子通过努力改写命运的故事。 我是一个满腹委屈的人。我很怜惜自己少年时代的无助和卑微。我家在甘肃省安西县（现瓜州县），河西走廊尾部的一座小城。在我的记忆里，沙枣花是这座小城好看的颜色，也是对我少年时代的优选诠释。因为生不逢时，我成长得艰难，度过了孤独的少年生活。因为我是三个女儿中的老二，往往是那个不被重视的孩子。因为父母是有“政治问题”的外地人，我们一家生活得艰难。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气盛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停薪留职去农村劳动的处分。母亲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备受欺凌，艰难地担起养育三个幼女的责任。想到母亲当年的谨慎小心，害怕给家里带来灾难的惊慌样子，我依旧心痛。因为少不更事，我的桀骜不驯和倔强带给了父母更多的屈辱，我忘不了父母因我而低三下四地给邻居赔笑脸道歉的样子。因为在意父亲眼中的质疑或不满，我在17岁那年离开父母到外地工作，为的是找到昂首挺胸做人的机会。我渴望父爱，怨恨父亲的冷漠，所以一直很反叛父母，试图得到他们的注意。当我打架流鼻血或受伤跑回家后，我希望父亲能问我打架的原因或伤得重不重，而不只是责备我在外面闯祸。高考落榜和就业无望更是雪上加霜，让我失去了面对父母的勇气。 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可是，高考落榜击垮了我的自信，让我变得脆弱多疑。出生在火红的20世纪60年代，被锁进多变的70年代和改革的80年代，这固然不是我的过错，我却为生活在那个时代付出了代价。高考落榜伤到了我的自尊心，落榜后的就业无望点燃了我反击的烈火。因为父母无权无势，我没有在当地就业的可能，只能离家到敦煌寻求一片天地。自17岁到敦煌后，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雪耻的誓言。可是，命途多舛，在敦煌的15年是我被高考落榜的阴影折磨的15年，处境尴尬，生活被动。 我是一个不信命运的人。1979年的高考失利和就业无望曾经让我颓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实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即使不甘命运的安排，但我不敢为自己大声辩解，因为上大学是我脱离困境的专享机会。在敦煌工作的15年里，我饱受没有大学学历的屈辱，低声哀叹自己的无力。 1995年当得到留学美国的机会的时候，我正式启动了自救的工程。即使在28岁时担任了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副主任，但没有文凭的压力和任人驱使的被动仍然让我自卑。因为我相信知识是强大自己的武器，我不惜代价地寻找上大学的机会。尽管国内的处级职务、中级业务职称、优厚的生活条件和陪伴幼女的天伦之乐让我犹豫不决，但到美国读本科拿学位的诱惑仍让我做出背水一战的决定。我捧着美国史密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为了留学，我放弃了国内的所有。到美国后的艰难和无助没有击垮我坚持的信念，因为我不能失败。当我在美国打工辛苦得落泪时，我不敢退缩自怜，害怕自己会一蹶不振。当天天吃廉价面包夹果酱咽不下去的时候，我不敢抱怨，因为我相信苦尽会甘来。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