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如谷卷/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

本丛书由活跃在中国戏剧史、中国古代戏剧研究领域第一线的海内外优秀学者遴选其代表性论文结集而成，涵盖从诸宫调、院本，到金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花部戏曲、民间小戏、祭司戏剧等多种戏剧文体，涉及戏剧理论、戏剧史实、表演理论、作品评述与考证，中国戏剧发展流变及海外传播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代表了新时期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

《海内外戏剧史家自选集·奚如谷卷》是“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丛书中的一本，奚如谷是美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在古典戏曲方面有诸多建树。

奚如谷（Stephen H. West） 1944 年出生。美国汉学家。密歇根大学东亚语言文学博士，曾游学澳大利亚、德国、荷兰、中国、日本等地。曾任加州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阿加西（LouisAgassiz）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还曾在华盛顿大学及苏黎世大学等校担任访问教授。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中文讲座教授及博士生导师。荣获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院洪堡研究奖 (Humboldt Research Award)。 早年师从美国元杂剧研究鼻祖柯润璞（James I. Crump）研究宋、金、元文学，研究领域具体涉及宋元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学、宋元诗词散文及元明戏曲等。

奚如谷与中国戏曲研究（代序） 吴思远 《东京梦华录》与北宋市民文学研究 皇后、葬礼、油饼与猪 ——《东京梦华录》和都市文学的兴起 释“梦” ——《东京梦华录》的来源、评价与影响 一、文本的缘起和作者 二、对《东京梦华录》的传统评价 三、《东京梦华录》的影响 四、结论 思乡情怀 ——北宋开封的年节 奇观、仪式、社会关系：北宋御苑中的天子、子民和 空间建构 食之戏：宋元演剧与食物的“假扮”美学 元杂剧及南戏研究 蒙古人对北杂剧发展的影响 楔子 辩解 第一折 合理化 第二折 反证 第三折 重估 第四折 回顾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 论《才子牡丹亭》之《西厢记》评注 北杂剧《虎头牌》中的女真元素 一、关于作者 二、关于该剧 三、关于第二折 《蓝采和》年代考及史料价值 一、《蓝采和》年代考 二、《蓝采和》的史料价值 法律和道德，表象与事实：《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移动的空间：《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的方言研究 文本、意识形态与元杂剧改编研究 文本与意识形态 ——明代编订者与北杂剧 早期戏剧文本简论 《赵氏孤儿》等元刊杂剧研究 一、引言 二、《元刊杂剧三十种》及其流传 三、元本杂剧的多样性 四、剧作家、演员、抄本及刊本 五、刊印惯例和格式规范 六、后世对元杂剧剧本的改编 七、现代学术和批评视野中的元刊杂剧 《窦娥冤》之冤：臧懋循改编元杂剧研究 疲病缺银：臧懋循在1616 附录 中国和美国：文化、仪式、书写与都市空间

    释“梦” ———《东京梦华录》的来源、评价与影响 北宋一朝，除《东京梦华录》外，再也没有一部作品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都市生活上了。作为一部应景作品目前的空前之作，《东京梦华录》一直被人们争相研究着，这些人中包括现代社会和文化历史学家、关注市场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的经济学家、力图补足他们有关城市娱乐活动的稀少资料的文学史家，还有一些文艺史家，他们希望从《东京梦华录》中找到大相国寺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显示出的繁华景象的书面材料支持。 但是这些勤勉地在《东京梦华录》中发掘所需材料的现代主义者们常常把他们的珍宝弄得与其原始出处毫无关联。有关可信性的理智的评价或者《东京梦华录》作为来源的价值的考虑在现代研究中一般比较缺乏。不仅如此，缺乏谨慎甚至令人惋惜的是，人们对《东京梦华录》作为千变万化的开封生活的反映这一点缺乏一种谨慎细致的研究。造成这种疏忽的一个原因除广泛的研究需要第二手材料以使这部作品的大部分可以被理解这一因素外，就是人们对这部作品的传统的态度的影响。早期的学者谈起这部作品往往怀有一种既羡慕又气愤的态度：慕羡的是文本中对东京风俗和物质生活的现实主义的生动描绘，气愤的是文本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粗俗不雅的氛围。文本充满了地方色彩，集市俚语（marketplaceargot）和街头俚语（streetslang）充斥其间，其语法松散以至在某些地方即便绞尽脑汁也不可能给其文字做文法上的分析。由此可见，早期学者对《东京梦华录》的论述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情绪矛盾的特点。 本文试图对传统的《东京梦华录》的解释做一个初步的评价，主要关注以下三种来源：第一是积累起来的有关文中段落的书目材料，包括校勘记、跋和从1187年《东京梦华录》初版至今的图书目录中的有关条目；第二是笔记，包括当时和其后学者对文本所做的评价；第三是《东京梦华录》的模仿之作。 两个主要的解释模式来源于下列材料：一个与文本的分类和定义有关，另一个则与文本作为文学模型的实用角色有关。第一个解释模式主要植根于文本的考察：流传、校勘、现存版本的改写。随着时间的推移，此过程的语义学目标发生了小小的变化，此目标仍然与确立一个基本版本及校勘集注本来作为《东京梦华录》中具有翻译用途的材料的真正基础有关。如上所述，这一对文本的睿智的考察仅仅是个开端，但有时却忽略了对中国过去的一些记录材料的必要研究。当辅助作品超出语义学定义而去建立一个文本的价值时，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很多《东京梦华录》的校勘记和跋是很有必要商榷的，换言之，当他们提供了诸如出版日期、版本规格和质量等的确证或其他严肃的文本事实时，他们同时把个人的和当时的理解加入到对文本的评价之中。当他们公开宣称一个文本的价值，试图以外在的标准为基础把它与其他材料相对比，或者试图按四部分类法将其归类时，它本身就充满了经典的意义，他们并没有处理《东京梦华录》的内在品质，而仅仅处理了它对一系列永恒标准的忠诚。这些关于《东京梦华录》的评价所表现的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在部分，而是批评家的个人偏见或对文本评价的标准主流的、权威的偏见。 传统批评家对《东京梦华录》中语言的评论说明这种权威性的标准不只考虑到内容。中国文化像大多数文化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主题和表达在文学类型内运作的合适原则，这一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不掺褒贬地去评价历史、地理传统，或者不受经典的“雅”的观念熏陶地去评价古典诗歌。孔子的很多有关文学理论的语录强调训教主义的伦理学思想。诸如“辞达而已”“文所以载道”之类，可以看作是关于文学和内容根据文学作为一个伦理学手段的更大功用的关系的表述。 第二个解释的模式主要是通过模仿来实现，它通常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对一般主题的模仿———其他时代有关其他都城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东京梦华录》作为大体的模型。第二种形式是对《东京梦华录》的本质的引用或非本质的剽窃，这些著作在《东京梦华录》中竭力寻求文本的支持以巩固他们自己的观点或描述。到目前为止，这第二种形式的著作对我们最有用处，因为在他们的引用中，常常重写或引申《东京梦华录》中的有关段落，这就给原文中的一些难点提供了一种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