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本书是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经典著作。威廉·多伊尔首先总结了1939年以来历史学家们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看法，然后提供了他自己的解读。他分析了旧帝国是如何分崩离析的：法国政府遭遇到的财政危机、政府治理系统的失灵、反对派力量的壮大以及政府最后的改革努力的失败，这一切都使得法国不可避免地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然后，作者分析了大革命初期的权力之争，贵族、有产者、农民、巴黎市民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作者由此讨论了选举制度、经济危机、土地革命对大革命发生的催化作用。

威廉·多伊尔，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布里斯托尔大学历史学教授，并曾任教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多所大学；写有16部有关早期近代欧洲的史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和《牛津法国大革命史》，两书均已译成汉语。

导论
第一部分 1939年以来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论著
第一章 经典解释
第二章 修正主义
第三章 后修正主义
第二部分 旧制度的瓦解
第四章 财政危机
第五章 政府体系
第六章 反对者
第七章 公共舆论
第八章 改革及其失败，1787-1788年
第三部分 权力之争
第九章 贵族
第十章 资产阶级
第十一章 选举之战，1788年9月至1789年5月
第十二章 经济危机
第十三章 三级会议，1789年5月至6月
第十四章 巴黎的民众
第十五章 农民
第十六章 结论：新制度及其原则
进阶阅读书目
索引
译文修订说明

     第一章 经典解释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们都记得这一年是攻陷巴士底狱150周年。当时，法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大批论述大革命及其意义的著作问世。毫无疑问，这类学术活动中最杰出的作品就是乔治·勒费弗尔讲述大革命起源和爆发的简明著作：《八九年》(Quatre-Vingt-Neuf)。这部著作接近陶醉于1789年的丰功伟业中，而它自身也在出版几年后成为一个历史事件。维希政府认为这是部颠覆性作品，它的大部分版本都被销毁。不过，194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R．Palmer)将它翻译成英文，名为((法国革命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很快它就成为整个英语世界研究法国革命的基本读物。到1959年勒费弗尔去世时，这部著作的英文版已经卖出了四万本。它仍然是、并继续会是一位研究法国革命的史学大师的典范性的历史著作。很多年来，它对旧制度临死时的剧痛的分析、对其病因的分析一直被视为权威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称之为关于大革命起源的“经典”解释。 勒费弗尔认为，法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的兴起。作为终生的社会主义者，1939年时的勒费弗尔越来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根据这种历史理论，资产阶级。的中心角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者和受益人。按勒费弗尔的看法，1789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在经过几个世纪的人数和财富上的增长后夺取权力的时刻。 中世纪的社会受土地贵族的支配和统治，因为土地是专享的财富形式。但到18世纪，“经济力量、个人能力和对未来的信心大部分已经转移到资产阶级那里”，他们拥有“一种新型的财富，即流动的或商业性的财富”，并有“新的意识形态为支持，而当时的‘哲人’(philosophers)和‘经济学家’(economists)只是赋予这一意识形态以明确的形态而已”。1789年，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制的残余物和以土地为基础的秩序——尽管在经济上已经衰落，但这一秩序仍主宰着社会——建立了一种更准确地反映出新的经济力量分配关系的制度。但这一发展过程并不是自发的，至少短期看是如此。资产阶级之能推翻贵族制度，是因为君主制的政治权威崩溃了。而后者之所以会崩溃是因为君主国家无法为其生存买单。之所以无力买单是因为“特权等级”——贵族和教士死抱着豁免权和特权不放，并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阻碍国王实施必需的改革。 不过勒费弗尔认为1787_1789年之间不只是一场革命，而是四次革命运动。第一次是贵族的反叛，它搞垮了君主制(the monarchy)，这是一个世纪以来贵族复兴或反动的高潮，贵族反动(aristocratic reaction)的目的在于夺回他们被路易十四剥夺的在国家生活中的优先地位。贵族在他们的革命中博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贵族革命的成功使资产阶级产生自己的主见。 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贵族反动的排头兵——宣布，政府许诺的1789年召开的三级会议(the Estates．General)应按1614年(最后一次会议)的形式组成，资产阶级对此怒不可遏，因为“1614年的形式”保障的是贵族的支配地位。于是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它一直持续到1789年6月资产阶级支配的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创立时为止。资产阶级的目标是公民平等；他们要废除贵族和教士的特权，建立一种人人都服从同样的法律、以同样的基础缴纳税收、享有同等的事业机会、以同等的条件拥有财权的新制度。这些观点源自启蒙运动，而后者是资产阶级兴起带来的精神产物。1788年君主制度的崩溃给了资产阶级一个长期梦寐以求的机会，他们可以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但是，正如贵族曾动员资产阶级来支持他们打倒君主制度一样，资产阶级也需要其他力量来巩固他们的成果。1789年7月，他们并不可靠的胜利受到了威胁，具有贵族气质的王权试图解散国民议会。只是因为巴黎人民的起义，这场政变(coup)才被挫败，而人民起义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攻占巴士底狱。第三次革命，即人民革命(popular revolution)的根源是城市工人希望新制度能够解决他们不断恶化的经济问题。1789年10月，当三级会议再次面临王权—喷族的反击时，这些工人的再次介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之前，1788—1789年的经济危机催生了第四个革命——农民革命，因为担心正在成熟的庄稼的安全而造成的恐慌使它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它的对象是苛刻的领主捐税(seigniorial dues)和对贵族地主所负的劳役(1aboursevices)。1789年8月4日夜，整个“封建主义”体制、旧的贵族秩序的最后堡垒被废除后，这一运动才被平息。 对于像《八九年》这样一部精致而娴熟的著作来说，上述简短的概括必定有所歪曲。想要原汁原味地领会它，除了阅读该书本身外别无他法。另外，二十年后勒费弗尔又将他的这些观点写进了一部关于18世纪90年代的通论性著作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对革命起源的解释会赢得广泛的赞许，毕竟150年以来，几乎没有哪个历史事件能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引发起如此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