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访谈)

★中国医学界的群星闪耀本书包括17位为中国医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口述访谈，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传奇的过往。他们是：巴德年、程书钧、梁植权、刘耕陶、刘彤华、刘玉清、孙燕、王世真、吴阶平、吴旻、吴英恺、肖培根、薛社普、于德泉、甄永苏、周同惠、朱晓东。★亲历者讲述中国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背后故事从茶儿素到青蒿素的发现，从输精管绝育法到癌症确诊“金标准”，从手电筒加煤炉手术室到手捏皮球辅助呼吸机……本书通过院士们的口述，还原中国医学界发展历程，带你了解各项医学重大突破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正是这些院士几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与实践，推动着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的进步。★医学工作者经历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这些取得很好成就的医学界院士，大部分亲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动荡岁月、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期。他们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本书还讲述了溥仪的晚年生活、江青的保健习惯、毛主席的“老慢支”治疗、周恩来斡旋用朝鲜战争的美国战俘换周同惠、王世真等人回国等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伟大的爱国情怀、高尚的医德医风、执着的敬业精神。他们用光彩照人的一生，诠释了“医者仁心”的大爱。

医者仁心是医生的职业准则，也是广大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精神写照。其中，医学界院士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本书包括吴阶平、吴英恺、巴德年、程书钧等17位从事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口述访谈实录，内容涉及童年记忆、求学经历、奋斗历程、医学成就、人生体悟等。他们拥有伟大的爱国情怀、高尚的医德医风、执着的敬业精神；他们造福于医学事业，成就很好，光彩照人；他们用自己的事迹和心得，对医者仁心做出了优选的诠释。

序
上篇 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
程书钧院士
做一个永远学习的人
梁植权院士
研究就是要做新的东西
刘玉清院士
亲历医学影像学的发展
孙燕院士
做爱国者、好医生、好老师
王世真院士
开创中国核医学研究
吴阶平院士
顺应历史潮流是知识分子成功的关键
肖培根院士
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要前行
薛社普院士
学问之道，以我为主，求证创新
于德泉院士
做事应该有执着精神
甄永苏院士
科研工作行百里者半九十
周同惠院士
参与创建中国少有兴奋剂检测中心
朱晓东院士
经受磨练、把握机遇、坚定信念
下篇 中国医学界院士访谈实录
巴德年院士
科学家要讲真话
刘耕陶院士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刘彤华院士
显微镜下的医学人生
吴昊院士
只有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才会有所发现
吴英恺院士
一位让院士们崇拜的院士

     我第一次体会到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我老家是浙江临安。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日本人正轰炸浙赣线。我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铁路工人，那时候他们顺着浙赣线南迁，走到江西玉山县的时候我就出生了。我的父亲母亲因为当时生活非常困难，就把我托养给附近一做豆腐的人家，我小时候就在那里长大。我生父姓童，我现在跟随我养父姓。17岁以前我都生活在养父家里，直到上大学。上大学以后通过联系，我才弄清楚我还有亲生父母。大学第四年结束后，我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家。这两个家对我都挺好。 我上高一的时候，就到了江西上饶地区。当时我养父母家里的生活也是非常困难，我高中三年的全部生活抚养费是我舅舅给的。我的舅舅对我的影响比较好，他是个工程师，负责修理机器。他是文盲，写不了几个字，但是他的技术很好。他很聪明，接近靠一些实践经验，肯动脑子。我在业余时间经常帮他绘图。 我从上饶高中毕业以后，直接考到了北京医学院。我本来是想学工的，我们当地医生检查说我血压很高，不能学工，因为学工很累。而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就选择了学医，后来才知道学医比学工还累。 1957年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很苦。记得当时我用一个扁担挑着两件行李，从江西的横峰县出发，分三段路，全部坐慢车，用了三四天才到北京。因为我家里没钱，我舅舅送给我了几十块钱。 到北京下车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看到了前门火车站，之后第一次看见电车。北京医学院接待处也非常气派。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体会到生活是非常美好的。突然从农村那样的环境到了北京，我觉得非常满足了。中午有时候吃两个鸡蛋、一盘青菜或者是两根香肠。1958年“”开始以后，就困难了。我在学校献过两次血，印象很深刻，因为献完血的第二天可以得到一张票，凭票到食堂拿一碗红烧肉。1961年时，吃一碗红烧肉了不得。我觉得一个人从艰苦环境到比较好的环境是能很快适应的，所以现在遇到一些困难，我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吃点苦头没有坏处。“吃得苦中苦，才知甜中甜”，这句话绝对有道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并没有因为国家暂时的经济困难，而影响自己的学业。 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医学科学院 当首都机干民兵和拔麦子是我在学校里印象很深的两件事。1958年和1959年这两年的9月中旬到10月1号，学校停课差不多半个月。首都机干民兵师每天都在我们北医大操场走过去走过来，晚上到天安门排练到七八点甚至十点，第二天早上天亮回去睡觉。我们连续两年当了首都机干民兵。我们同班有几个高干子弟，所以首都机干民兵师检阅时，我们站第一排，穿着大皮鞋，挺神气的。另外，每年的6月学校也会停课，学生下乡帮农民拔麦子，我感觉这是所有劳动中强度优选的。女同学就跪在地上拔，而我们这些男同学一天下来也都累得够呛了，拔完麦子回来谁也动弹不了。每年都来这么一场，大概两三个星期。 修十三陵水库和大炼钢铁我们也都赶上了。修十三陵水库时，我们在那儿待了两三个星期。就住帐篷里，每天把石头子从这边挑到那边。乞大窝头、成菜，有时候有个鸡蛋。吃饭管饱，吃完饭就干活，中间休息一小时，那也是累得一塌糊涂。冬天我们拿砸碎的破锅烂铁去密云大炼钢铁，做小高炉。我当时是非常兴奋地跟着一起去做。我们几乎整个冬天都在密云，也不上课。记得大概是12月份，在密云古北口那个地方拘地下挖了一个洞。在路上筑成土高炉，家里的锅呀、铁呀都拿去炼，我也没看见炼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反正就是糟蹋了。但是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倒也不能说没一点锻炼，就是苦一点吧。当时谁也不敢不去，也并没有想这个可能不对，可能没有什么效果，只觉得是个运动。当时不敢去想偏异的情况，人的思想被禁锢。反正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至少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我上大学时申请了当时优选的助学金。每个月的助学金十二块五毛，我交给学校十块五毛，还有两块钱。花几毛钱买点肥皂呀、墨水呀、笔记本呀，还要看一两次电影，每次五分钱。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四年。因为没钱买火车票，在学校连续待了四年。实际上无论是上小学、上中学还是上大学，我在我们同学里面都算穷学生。我记得1962年我们班有的学生就有收音机了，那时候有收音机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当时学校教俄语，我利用这四年时间自学了英语。1962年我考上了协和医学院的研究生（必须考英语），到1965年我一直在那里学习。那时候叫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我在病理系。我的研究生导师叫李铭新。研究生有很多研究工作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我当时的工作量很大，有时候半夜两三点钟起来干活，经常要开夜车。我觉得研究生时的训练，对理顺思路、分析问题、总结问题、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都非常重要。 “”前我正式通过答辩毕业，之后就留在了中国医学科学院。1966—1968年这三年，就是开会、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工作基本停顿。我们早上八点到八点半就拿着毛主席语录小红本，到现在的中国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