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译著全集(第17卷)

长篇小说。斯达哈诺夫运动是现代最惊人伟大的运动之一。它从顿巴斯的中央伊尔明诺矿开始，很快就普及到整个苏联，让全世界人士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潜藏着无穷的创造力。戈尔巴托夫在《顿巴斯》里，描写了这个意义重大的时期。通脱玛丽亚矿的两个青年旷工和他们的一些同事，作者成功地显示了苏联工人阶级本身在这几年中所发生的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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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维克多，一个叫安德烈。在1930年，他们两人的年纪加起来，一共三十五岁。
     “树叶子都发黄了!”维克多指着普晓河上漂着的几片枫叶，闷闷不乐地说，“老兄，我们也该打个主意了!”
     安德烈一声不响，只是耸耸肩膀。
     两人用羡慕的目光凝视着一张枯黄的手掌形枫叶，瞧了好一阵，瞧它怎样在水面上一起一伏地打转，怎样顺着河水漂流，越漂越远，越漂越远，直向海洋。枫叶在漂流，可是他们却仍旧坐在老地方。
     他们两人，生在同一年，住在同一条街上，进了学校，同坐一张课桌。他们有着共同的课本、共同的鸽子、共同的幻想。他们从未想到，他们将来可能走两条不同的路。
     每天早晨，每天黄昏，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说：“不，得走了，得走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离开本乡一步。
     他们住在企比略基，这是普晓河畔的一个小镇。他们生在这里――维克多生在一所花瓦屋顶的白色小房子里，安德烈生在一所绿铁皮屋顶的蓝色小房子里。他们在这里长大，在这片草地上奔跑嬉戏，夜里常常仰望天上的那几颗星星。可是现在他们却决定要抛下这一切，永远地抛下这一切。
     “你为什么不想当海军，安德烈?”维克多怒气冲冲地问，“老兄，当海军可以在大海洋里航行啊!”
     他们从来没看到过大洋，就连海、大河和大城市也没见过。四层楼的房子，他们只是在电影里看到的。
     他们生下来到现在有十七个半年头，一直住在这里，住在这条街上；而所谓街呢，实际上只是一道篱笆紧接着一道篱笆罢了。整条街都长满野草：一种是蒺藜，一种是狗尾草。风吹草动，蒺藜上就扬起一阵干燥的银色花粉。
     这条街，从来不曾有汽车经过，就连大车的声音也难得听到，因为它离开大路太远了。这里，车轮的痕迹从来不会通到远处去，它们总是急遽地弯进院子，好像世界上条条道路都只通打谷场，而谷仓也就是路的尽头。
     “说不定还会让我们去开潜水艇呢，”维克多说，“理由很简单。我们的身体都很强壮。你说怎么样，安德烈?”
     他们出生的那条街，两边都是花园、庭园和菜园；而且这里的花园都有茂盛的花木，丰富的果实；花园四周的篱笆都很整齐；菜园种得极好，照顾得很周到，里面没有一根杂草；还有那窗下的蜀葵花，红红的，又鲜艳，又饱满，好像一个个漂亮而骄傲的待嫁的乡下姑娘。这里的小房子全都隐没在美丽而浓密的绿荫丛中。房子疏疏落落地东一座，西一座，仿佛在这条街上和这里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不是房子，而是花园和菜园。这里的房子都很矮小、阴暗，墙壁都是泥砌的，所不同的就是屋顶：屋优选少数用铁皮，也有用瓦，但最多还是那种像哥萨克头发一样剪成圆形和两面分开的草屋顶，或者用灰色的枯芦苇盖的。仙鹤喜欢在这样的草屋顶上做窠。据说，仙鹤会带给人幸福。这条街上，就栖居着许多仙鹤。晚上，它们像哨兵一样排列在屋顶上，一只脚缩着，一只脚站着，严肃而威武地守卫着它们所带给人们的幸福。
     “不!”安德烈低低地说，“我不想当海军!”
     “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呢，安德烈!”维克多烦恼地嚷开了。
     维克多没有父亲。他的父亲是个布尔什维克，现在长眠在企比略基中心的小公园里，长眠在烈士公墓里。差不多每逢星期日，维克多的母亲从市场回来，总要带一个小小的花圈到墓地上去，并且依照习惯，总要先哭几声，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花圈放在墓碑的脚下。这座墓合葬着几个人，而这一点，常常使维克多的母亲觉得难过。丈夫就在死后也不属于她――他跟同志们躺在一起。
     维克多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纯朴的女人，从前怯生生地爱丈夫，同时又怕丈夫，现在她爱儿子，同样也怕儿子。儿子任性、倔强、脾气大，像父亲。而做母亲的也早就猜到，在她的窝里，儿子觉得气闷，不舒服。他很快就要飞了。她已经在替他缝出门用的手巾和衬衫，一面缝，一面哭。
     “或者，去念书吧，嗯?”安德烈怯生生地说，“区委里入学证多着哪。”
     “念书吗?”维克多哼了一声，“你裤子磨课桌磨得还不够吗!……这么说来，你不想当海军；那么，进航空学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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